國家質檢總局動植物檢疫監管司司長黃冠勝

　　《中國質量萬里行》

　　本刊記者 李穎

　　“稍等，我接一個電話。”采訪還未開始，辦公桌上的電話傳出一陣急促的鈴音，黃冠勝拿起電話，有條不紊地布置起工作來。

　　放下電話后，黃冠勝對著記者歉意地一笑：“我們司的工作總結起來就一個字——多，大事多、急事多、難事多、外事多，敏感的事情多，突發事件也多。”

　　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

　　黃冠勝如數家珍般地向記者講述了“動植司”上半年處理的幾件大事：協助產業界從非洲進口象牙原料，接待日本農水省代表團來華檢查靈長類動物出口企業，接待歐盟對我國出口寵物食品安全衛生監控體系進行檢查，促成哥斯達黎加牛皮對華出口，處理三氯殺螨醇事件，應對韓國實施新的水生動物疾病管理法和日本實施新的寵物食品法規，加強對進境動植物及其產品的檢驗檢疫和保證出口農產品的安全和衛生，保證供港澳農產品的安全……他最后強調，“當然，重中之重還是對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

　　“4月25日，當新聞媒體報道墨西哥發生人感染豬流感疫情后，動植司第一時間在總局集合，緊急研究部署防控工作。”談起這次突發疫情，黃冠勝頗多感慨。

　　疫情剛剛發生時，黃冠勝便立即調動精干人員，及時整理發布《甲型H1N1流感疫情快訊》。這個“疫情快訊”每天上午、下午兩次上報有關領導和有關司局，截至6月底，已經編印100多期了。自疫情暴發以來，這些及時、準確、全面的境外疫情信息，極大地增強了防控工作的針對性。

　　此次疫情剛剛發生時，它的名稱為“豬流感”。4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使用“A型流感”替代“豬流感”指稱當前疫情，我國衛生部公告中則將這一疾病稱為“甲型H1N1流感”。

　　世衛組織表示，雖然這種新型病毒是由豬流感病毒演變而來，但到目前為止這種病毒只是使人患病，還沒有發現豬被感染的病例。

　　這么一來，大家都以為流感與“豬”不再有任何關聯，但在黃冠勝看來，除了對人的防控與治療之外，甲型流感顯然還有更多的嚴峻挑戰。

　　“這次的流感，是一種人畜共患病，具有很高的風險。老百姓只注意到對來自疫區人員的隔離，并不了解我們對豬的檢疫更加嚴格。”黃冠勝面色凝重地說道，“豬和其他動物不一樣，它感染流感病毒后時常不發病，但是它會通過孵化器組合，變成新的變異流感，再傳染給人，可能造成流感大流行。”

　　疫情發生后，“動植司”及時調整進口豬的檢疫措施，一方面重點加強在陜西和天津隔離檢疫從美國進口的種豬，逐頭進行豬甲型H1N1流感排查；另一方面立即對正在境外預檢、擬進口的加拿大和法國的種豬進行甲型H1N1流感檢測。黃冠勝說，為了不出問題，要求做到“進口豬頭頭檢，出口豬批批查”。

　　一道隱形的防火墻

　　其實，此次流感疫情還蘊含著另一層不為人知的風險。黃冠勝解釋說：“引起此次疫情的病毒是一個新的株系，我國原來并沒有這種株系。這類病毒一旦進入國內，將對畜牧業和人的安全形成潛在的隱患，還將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這也是我們非常重視這件事的原因。”

　　黃冠勝介紹說，我國進出境動植物檢驗檢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的1903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可以說，有了國際間貿易和疫病疫情的傳播，就有了進出境動植物檢疫。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近半個世紀里，中國的動植物檢疫一直被外國列強所把持。那時的舊中國，主要的任務是向別的國家提供出口商品的服務，而沒有從防止疫病傳入的角度獨立行使過動植物檢疫主權，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發展。歷史事實證明，諸如甘薯黑斑病、蠶豆象、棉花黃枯萎病、馬傳染性貧血、牛瘟等多種危險性動植物疫病傳入我國后，使我國成千上萬的百姓遭受饑荒之苦。

　　“動植物疫病疫情直接危及到人類的健康和生存，大型的疫病暴發后，對人類、對環境的打擊往往是毀滅性的。”說起疫病的危害，黃冠勝不禁鎖緊了眉頭。

　　因有害生物的傳播而造成危害和經濟損失的事例不勝枚舉。黃冠勝說，美國曾爆發過一場“雞瘟”，為撲滅這場瘟病，美國政府前后共花費了5600萬美元。發病期間，全球共有17個國家和地區對美國的禽蛋產品實行禁運，嚴重影響了美國禽蛋產品的市場供應和對外出口。

　　黃冠勝說，還有一個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例子。那是1978年3月，歐洲國家馬耳他的養豬場接連出現生豬因高熱、皮膚紫紺、內臟出血而死亡的病例。后經查實，此次生豬死亡是由非洲豬瘟病毒引起的一種高度傳染性疾病。在短短1個月內，非洲豬瘟便波及馬耳他全國304個豬場，導致2.51萬頭豬發病。由于疫情無法得到有效控制，該國政府不得不下令把豬全部宰殺。到了1979年1月，馬耳他境內已經沒有一頭活豬，開創了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因一種傳染病的傳入而使一種家畜絕種的先例。造成這場巨大災難的禍首，僅僅是農戶給豬喂飼了飛機上的殘羹剩飯。

　　“歷史的代價是慘痛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加強了動植物檢疫與國際接軌的步伐，逐步形成了中國動植檢體系。”說到這里，黃冠勝的眉心才稍稍舒展開來。

　　設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有害生物都“移民”到中國落戶，現在的我們又將會是怎樣一種狀態呢？記者心中思量，幸虧有這么一道隱形的防火墻。

　　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國的經濟帶來了不小的沖擊，外貿出口急劇下降，已經有部分農產品出口企業面臨生產停滯或破產。與此同時，國外低價產品的進口，對中國農產品市場造成了較大的沖擊。近年來，孔雀石綠、蘇丹紅、三聚氰胺等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使外國人對中國的食品一直心有顧忌，也對出口產生了負面影響。

　　“出口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而在當前這個大的國際環境下，要擴大出口，拉動內需，不僅要求我們把好進口關，同時更要嚴把出口關。對此，我們必須要積極采取措施，確保質量，便利通關，才能擴大市場，促進我國農產品的出口。”從黃冠勝的話語里，記者聽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加深的大環境下，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技術壁壘層出不窮、屢見不鮮。如，北美防止亞洲型舞毒蛾傳入檢疫措施、美國的萊西法案、歐美因星天牛對進口苗木采取緊急措施、韓國出臺水生動物疾病管理法，等等。

　　最近3年，僅WTO成員國出臺的措施就有3500多項，平均每個工作日高達5項之多。“對此，我們必須加大應對貿易壁壘的力度，加大對外交涉力度，利用雙邊、多邊磋商機制，打破貿易壁壘，促進對外貿易。”黃冠勝說道。

　　事實上，連續多年，國際上疫病疫情呈高發態勢。隨著國際貿易和現代化物流的飛速發展，疫病疫情傳播風險明顯加劇。“我們每年都在口岸截獲2000多種20多萬次有害生物，防范疫病疫情跨境傳播的任務空前繁重。同時，國內的疫情也不容樂觀。”

　　黃冠勝向記者透露：“眼下，非洲豬瘟疫情已傳到周邊國家，俄羅斯和中亞的一些國家已經相繼發現感染了非洲豬瘟病毒的生豬。我國是一個養豬大國，也是消費大國，包括港澳地區的生豬供應也主要依賴內地。如果非洲豬瘟傳入我國，必將引起大范圍的流行，后果不堪設想。現在，我們正在制定非洲豬瘟的防控計劃，嚴格加強對有關國家進境的物品和旅客攜帶物的查驗，防患于未然。”

　　近年來動植檢業務迅猛發展，但人力資源配置卻不盡合理，基礎工作、基層建設還較為薄弱。

　　與國外有些重視檢疫的國家相比，我國的人力資源與之相差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加之中國地域面積廣闊，有長達幾萬公里的邊境線，對于因自然遷徙等因素而可能引發的疫情，只能做到點、線控制，而不能做到面面俱到。

　　而且，目前中國人的檢疫意識不強，只要不發生死亡事件，一般不會引起人們對動植物檢疫的重視，這更是對動植檢工作提出了新的課題——提高國人的檢疫意識。而在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檢疫早已被寫進了教科書，讓人們從小培養責任意識。

　　“所以，對于動植物疫情疫病的防控，還需要系統內外、部門之間、中央和地方的協調配合，需要全社會的關注和共同努力。”來自多方的壓力與挑戰，給工作在動植檢戰線上的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黃冠勝卻表現得信心百倍，“動植檢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任重而道遠。我們一定要化挑戰為機遇，把動植檢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