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云港市燕尾港化工園區某工廠污水管道排放大海。（攝于2009年11月）

 

河南安陽市范家莊離煉鋼爐只有一墻之隔，村里每天都下鐵雨，村民在這污染嚴重的環境下生活。（攝于2008年3月）



江蘇省海門市化工園區污水處理廠偷排污水進入長江。（攝于2009年6月）

　　“關注污染就是最大的愛國”

　　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文/本刊記者  宿希強  圖/盧廣

　　“反差”往往是初次見到盧廣的人的第一感受。和他那些凜冽、鋒利的照片相比，個子矮小、微微發福、眼神溫和的盧廣看起來太過普通了，竟恍然有些不太真實。

　　11月10日，北京。在家中接受《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專訪時，近3個小時的時間，盧廣不經意間一直保持了稍稍前傾的坐姿，這似乎才顯露出他和常人的不同之處：這是一種前行的姿態。

　　盧廣已經48歲了，不再年輕。但夫人徐小莉說，一年365天，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外面跑。

　　“去年一年差不多都在江蘇，今年主要在河南。”交談中，盧廣不時參閱手邊的中國地圖——這是一張已經毛邊、有些殘破了的地圖，多年來，它和一個相機身、兩個鏡頭成為盧廣最為看重的“寶貝”。

　　盧廣剛從外地攝影回訪歸來。“回訪”是盧廣多年的習慣。“一個地方我3月份去了，5月還會去，然后8月再去，每次都拍相同的內容，以免有人會解釋我拍下污染畫面的時候，污水處理設備正好壞了……”

　　回訪的時間跨度甚至長達10年。1995年，盧廣曾“曝光”過內蒙古烏海市的私人“小煤窯”，引起全國關注，小煤窯紛紛關停。2005年，他再次回訪，卻又發現了新的問題：位于烏海市、鄂爾多斯市和阿拉善盟的交界處，“中國最大的高耗能工業園”黃煙滾滾，廢氣沒有經過任何處理就直接排向天空，臭味刺鼻。“附近村民都向我訴苦喊冤，有人甚至跪下來”。觸目驚心的情形令盧廣大為震撼，“責任在肩，無可推卸”，從那時起，他開始有意識地把鏡頭轉向環境污染。

　　2008年，盧廣的《關注中國污染》專題獲得了尤金·史密斯助研獎。今年10月又獲得了年度尤金·史密斯大獎——引起驚呼一片，盧廣又獲獎了！3萬美元的獎金將助他繼續調查中國的環境污染情況。

　　“哪個地方得癌癥的人比較多，

　　我就趕過去”

　　無國界醫生組織創始人伯納·庫什納曾說過：如果沒有照片，屠殺就不存在。盧廣非常欣賞這句話，并套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沒有照片，污染就不存在。以此強調自己的責任感。“我不拍下來，他們就可以說沒有污染啊！”

　　如他所期望的，獲尤金·史密斯攝影獎的組圖，引發了一場視覺風暴——真實得近乎殘酷的40張圖片，像鋒利的刀片一樣割疼了無數人的神經。照片中的污染地涉及中國12個省份，但事實上，盧廣的腳步遠比照片走得更遠更深。自2005年以來，他的足跡幾乎遍布中國，從西部內陸到東部沿海，從黃河流域到長江兩岸。他先后去了從內蒙、寧夏、銀川、山西、河南、河北、山東、江蘇，一直到安徽、江西、湖北、云南、浙江、廣東……

　　在河南，盧廣得知洪河污染嚴重后，他順著河流一直往上游走，走到頭，再折返回來，沿著污水，往回走。一個來回后他調查清楚了：污染來源于幾家造紙廠和化工廠。而可怕之處在于，污染帶來的后果是生命無法承受的。以至于后來他想知道哪個地方污染嚴重，就直接問醫生朋友。“我問一家醫院的醫生，你們這里哪個地方得癌癥的人比較多啊，然后我就趕過去。”

　　西平縣的張于莊村是一個被嚴重污染的村莊，也是一個疾病高發的村莊，“一年就有二三十個得癌癥的，很不正常”，盧廣有一段時間吃住都在村里。“村長說，20多年沒有見到清水了。”當地農民用壓井打上來一桶水，“這么高”，盧廣用手勢跟記者比劃，“用眼睛是看不到水的，太臟了，沉淀3天和河水的顏色是一樣的，澆地都不行，根本沒法喝。村長把水拿去化驗，結果顯示嚴重超標。”

　　在這里，他的公開身份既是攝影師又是環境志愿者。只有需要的時候，他才會亮出自己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的身份。“我除了中國攝影家協會，不參加任何組織，以防被人利用。”盧廣說。

　　和普通新聞記者不同的是，盧廣在采訪中有的是時間和耐心。他常說的話是，“我不急。”當然他也總是希望盡快地為拍攝對象所熟悉。“溝通很重要，每天天一亮村民干活去，我就拿相機跟著”，盧廣慢慢成了村民無話不說的朋友。

　　有一個小伙子，叫張良（化名），25歲，結婚剛一年多就患了氣管癌。當地人生病是不愿意和別人說的，但終于就和盧廣說開了，光做開刀手術就花了7萬多。“我看了一下手術部位，嚇了一跳”，盧廣說，治療一次以后，“他感覺好了，沒什么問題了，但一個月之后又長出了淋巴，我問他，疼嗎？他說，不疼。”后來盧廣從醫生那里了解到，“他那個病很危險的，不疼的淋巴更危險，怎么還在家里呢？他腫瘤開刀以后還要吃藥、化療……”

　　盧廣大吃一驚，其時是今年的4月，他已經離開張于莊村。盧廣連忙給張良的父親打電話說明情況，第二天小伙子被送進了醫院。

　　令盧廣沒想到的是，5月下旬，張良的妻子打來電話：張良去世了。聽到消息，盧廣的第一反應是趕過去。但對方說，不必了，已經葬了。盧廣怔在原地，一時竟不知說什么好。此前他還特地趕往醫院探望過張良，誰能想到這么快一個鮮活的生命就消失了呢？“張良的妻子還有一個月生產，他竟沒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

　　盧廣自己也意識到，從2001年拍完后來獲荷賽金獎的《艾滋病村》后，“被巨大的苦痛震動”，他就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讓人們知道”的記錄者，還成了拍攝對象苦難的分擔者。

　　11月8日，盧廣再次來到悲傷籠罩的張良家。這也是他第4次來到張于莊。這次，張良的父親向盧廣提出一個不情之請：勸說自己的兒媳婦留下來，不要離開。“張良是家中獨子，他的父親已經失去了兒子不能再失去孫子，可張良的妻子才22歲，不可能不嫁呀。我就提了個建議，招個女婿上門，一家人都同意了。”

　　在張良的墓前，冷風蕭蕭，林木瑟瑟，張良的妻子抱著出生不到半年的孩子哭訴：張良啊，你就放心地走吧，我會留下來照顧好孩子和父母的……盧廣含淚按下了快門。

　　“唉呀，很痛苦的家庭。”盧廣嘆息，“年輕人的死亡率很高，對當地群眾的影響很大，這不是一個村的個別問題，而是癌癥高發的區域問題，盡管沒有科學依據證明是污染的水導致癌癥，但我們知道污水至少是不安全的，已經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活。”

　　僅僅在洪河流域，盧廣就留下了幾百張照片，污染地附近的村莊基本走遍，他用自己的鏡頭忠實地記錄著所見到的一切。而每到一地，村民都把他看做“救星”，他的鏡頭下不乏下跪的村民。“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盧廣說，“很難置身事外。”

　　5年間，盧廣拍了上萬張關于中國污染的照片。從中他挑出40張，組成《關注中國污染》組圖。

　　“把他相機搶過來”

　　2008年，有朋友給盧廣打電話，說沿海的化工園區污染很多很厲害。盧廣把調查的首站選擇在了江蘇的燕尾港。

　　當時燕尾港化工園區建成時間并不長，規模也不大，很多工廠還沒有開工。但污染很厲害。他得到的消息是，“工廠自己埋管道，通往大海”。去的時候，漁民告訴他，一個星期前，污水口已經改到海里了，看不到了。這一年盧廣前后去了五六次，找了很長時間，硬是找不到污水口，直到今年的6月。

　　“那天下午，我發現海邊灌河口的水是紅色的。怎么會是紅的呢？”盧廣意識到污水口肯定埋得很深。第二天早晨天一變亮，他就爬起來去盯著。海水慢慢退潮，水位越來越低，越來越低，“很低了還是什么都看不到”。

　　他不死心，又架起長鏡頭慢慢觀察，突然發現有一個地方露出了一點點水泥管道。污水是不是從這里流出來的呢？

　　“看不太清，距離我有六七十米，”盧廣回憶說，他脫了衣服冒著寒冷走到灘涂下面，這才發現灘涂并不是平的，“在下面走走走，發現有一個地方突然凹下去，哇，滾滾的紅色污水正從那條水泥管道嘩嘩地流向大海。”終于找到污水口了！盧廣興奮地連連拍照。

　　當地漁民告訴他，海水退潮水位最低時是在中午一點到兩點之間。“水位不到最低點是看不到的”，后來盧廣又帶領幾位記者在中午兩點時去看，發現這次污水口流出來的水不是紅色的，而是墨綠色的臭味很大的污水，同行的記者都驚呆了。
“當時省市環保局的領導已經下來嚴查污染問題了，”盧廣說，“墨綠色的污水來源于一家工廠新上的產品線。產紅色污水的兩個車間已經停了，車間我都進去過。一有紅色污水空氣中就飄著難聞的臭味。”

　　臨走時出現了小插曲。“上次我一個人拍沒事，這次去拍，當地化工廠已經派人看守污水口，發現我們之后很快來人了”，盧廣他們連忙洗了腳離開。“有人說要請我們吃飯什么的，我們拒絕了。他們的車子就一直跟著我們，直到把我們送出去，呵呵。”盧廣狡黠地笑了：“其實這個時候我已經跑了。當地的環保局長也來了，一來就問，哪個是盧廣，盧廣在哪里？”

　　在盧廣的紀實攝影生涯中，驚心動魄的時候很多。2003年在拍攝《非典》組照時，因為擔心自己染上SARS病毒進而傳染孩子，他在《64天非典攝影日記》一書中寫道：“孩子一旦被感染，我不僅僅是個罪人，而且永遠無顏面對妻子與親友，甚至對從事紀實攝影的人都有負面影響。人們會問，為了拍照片，犧牲自己的親人，這值得提倡嗎？我也反復拷問自己的靈魂，自己的動機是什么，要不要堅持下去？整夜我都在兩難中徘徊。堅持，還是放棄？”

　　最驚險的經歷發生在去年，灌南縣的一個村子。恰逢海水退潮，當時連云港化工園區管委會和污水處理廠的人正在準備向灌河埋排污管道，“本來管道在河堤旁邊，可他們又增加150多米管道，一直要延伸到灌河里面去”。

　　管道很大，用吊車吊了起來，盧廣一見十分激動，咔咔地連拍六七張照片，結果被一位領導發現了：“把他相機搶過來！把人拉過來！”

　　嘩地沖上來幾個人，把盧廣壓住，搶奪相機。“手也打，腳也打，搶了幾分鐘，我死死抱住相機，才沒被搶走。他們沒辦法，問我，哪里來的？我說我是浙江來的，是旅游的。”

　　這時，兩名幫忙干活的消防隊的武警被派了過來，還是要把相機拿走。盧廣冷靜地質問兩名武警：“你們是保護人民的，我在這里沒有犯法，我是路過這里，難道在這里拍照犯法嗎？”

　　僵持的結果是，盧廣由“專人專車”帶到了管委會。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很難預料。幸運的是，因為急于在漲潮之前埋好管道，對方只留了一個人看守盧廣。“向導把那個人拼命抱住，我才得以跑掉，攝影包都被拉壞了。”

　　很快向導被抓了起來。并被“談話”：那個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來的？哪個報社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向導什么也沒說。還抽空通知他：你趕快跑吧，他們說一定要抓住你！

　　第二天盧廣聽說，向導一早又被公安局帶走了。這次“談了”兩個小時，向導還是什么也沒說。盧廣又感動又欣慰：“當地群眾對我的工作很支持……他們都是受害者。”

　　這更堅定了盧廣的腳步。接下來他又去了陳家港、頭罾……沿著海岸線走，各地的化工園區一個接一個，一直到長江口。發現盡管污染的嚴重程度有所不同，但各地的做法大同小異：都是深埋管道，通向大海，或者偷偷排放，或者超標排放。

　　《關注中國污染》40張照片中，有三張是河南的。盧廣榮獲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的第二天，河南一個村的書記就打來電話，先是祝賀，接著就說：“我代表全村百姓感謝你！”

　　恨盧廣的人也不少。“一些污染企業和污水處理廠的人恨死我了，都恨得沒辦法了，”盧廣說著大笑。“一家媒體本來第二天準備刊登我的照片了，但后來不但把圖片撤下來，可能還迫于壓力把我的個人信息給透露了出去。很快當地派人來北京找我表示要‘匯報工作’。”盧廣只好玩起了“躲貓貓”。

　　后來甚至就有“收買”嫌疑了。“今年5月，他們又說要帶很多禮品來看望我，‘我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想資助你’……”

　　“解決要靠嚴厲法律”

　　中國的污染到底是什么問題？如何解決？

　　在盧廣看來，中國的污染是道德層面的問題，是企業逐利過程中的道德缺失。“一些個別的企業老板特別是污水處理廠老板，想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偷排或者超標排放。譬如全國各地的化工園區，本來國家的出發點是好的，建立化工園區的目的就是便于統一管理，特別是考慮到污水問題、廢氣問題、化工污染物問題可以統一管理。在操作上也沒有什么問題，按照國家標準，一個工廠在化工園區建立起來，你要有自己的污水處理設備。處理過一次的污水再流到污水處理廠，再進行一次處理，符合標準了然后排放，這是科學的污水排放方式。”

　　他調查發現，現實中存在兩種情況。“大多數國外企業在中國都有自己的污水處理廠，都按國家標準建立了污水處理設備，也經過處理之后再流入污水處理廠，但污水處理廠是否處理，外企是不管的，也沒有權力管，反正錢他們已經交給污水處理廠了；還有就是國內企業，大多數都沒有自己的污水處理設備，他們認為有污水處理廠了，不需要自己處理，就全權委托給污水處理廠負責處理。但問題是，很多污水處理廠是經濟實體企業，它不但需要賺錢，還想不斷地賺更多的錢，結果污水就超標排放或者沒有處理就直接排放。”

　　盧廣認為，僅靠群眾舉報、環保部門查處罰款不能解決根本問題。2009年4月，他拍下了洪河水污染的照片。一個月之后，當地環保部門對一家工廠課以罰款并勒令停業整頓。消息傳來當時他特別高興。但10天之后，工廠整頓完畢復工——他再次去拍攝污水口時，卻失望地發現“污水還是整頓之前的那種顏色”。

　　“環境保護法最高罰款額是50萬，和污水治理費相比太少了，對于一個年利潤幾千萬、幾個億的企業來說，根本不在乎這點錢，”盧廣說，“而國外對于排污企業都是施行重罰，一直罰到破產倒閉為止。”

　　由此盧廣建議嚴刑峻法：“一方面提高罰款額度，一方面是《環境保護法》里沒有刑事責任，比如‘松花江事件’，當事人雖然也被判刑但依據的不是環境保護法。如果《環境保護法》規定——譬如應該罰款50萬的話，企業法人判刑5年，罰30萬就判3年，那法律就會迫使企業自律，他們會主動地請環保部門監測污水排放是否達標。”

　　他把企業偷排污水的行為比喻成“小偷”，“你天天偷，肯定就會被捉，企業老板也都是有頭有臉的人，他怎么可能會讓自己被判刑？所以說，中國的污染并不難解決，因為它只是一個道德問題，但解決是一個法律問題，要靠嚴厲的法律。”

　　“我要的是拍到極致”

　　盧廣自稱是一個看重結果的人。“結果”曾經是金錢、名氣，但現在已近知天命之年的盧廣說一切都看開了：“我要的是解決問題，解決不了也沒關系，那我就記錄歷史。”

　　“如果《關注中國污染》沒有獲獎，就不可能引起廣泛關注，也就不可能有現在的轟動效應。”他對記者說。

　　作為中國為數不多的自由攝影師之一，盧廣是獲獎最多的一位。從《西部淘金》到《艾滋病村》再到《關注中國污染》，從中國攝影金像獎到“荷賽”一等獎再到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但在收獲榮譽的同時，伴隨著他特立獨行的社會行走，質疑和批評聲也一直不斷。

　　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聲音來自于著名新聞報道攝影家賀延光。之前賀曾稱贊盧廣“拍了許多我們新聞記者應該拍攝的圖片”。但在2008年，賀延光在給盧廣的公開信——《盧廣，為什么出錯的總是你？》中寫道：“……我曾經很敬重盧廣，我知道他很熱愛攝影并為此付出了不少艱辛，但我不知道他為什么熱愛攝影？難道除了得獎，做攝影就沒有別的意義了嗎？”并且還對盧廣拍攝中存在的“誠信問題”提出了質疑，“如一個人老犯同樣的錯誤，不是智商出了問題，就一定是另有心計了。”

　　其后盧廣也以《賀延光：您一直是我敬重的老師》為題回復了一封信，對賀延光說他參加金鏡頭評獎被撤銷資格、參加華賽落選以及非典期間被傳擺拍、拍攝吸毒者提供毒資等質疑做出了解釋。

　　對于為人詬病的“擺拍”，盧廣并不以為然，他認為自己追求的是內容的真實：“我不是新聞攝影，而是紀實攝影。他們要把新聞攝影的觀點放在紀實攝影之上……尤金·史密斯也是這樣的。要拍給孩子洗澡，他就問，能不能下午洗，光線好一些。所以很正常，本來就是要洗澡的，關鍵是存不存在這樣的真實。現在報紙上的新聞照片，就不擺拍了嗎？只不過他們有雙重標準罷了。”

　　“我要的是拍攝的極致。”他對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強調。

　　還是聽一聽尤金·史密斯基金會副主席羅伯特·普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對盧廣的評價吧：從專業角度看，盧廣的《中國的污染》是讓人難以抗拒的……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攝影師。盧廣的拍攝風格非常強有力和直接。他用的顏色也不同于傳統的紀實照片。他毫不猶豫、勇往直前地拍攝，有時候甚至是夸張或者抒情的，就像瓦格納的戲劇那樣。這組照片以非常的說服力呈現了盧廣自己的焦慮和對于污染問題的關注。它們形成了一種非常強大、有力的交響樂——一個宏大的視覺敘事，這超越了中國的范圍，而跟我們共同的地球有關。我挑不出其他任何個人（參評者）的圖片來跟他比肩。

　　對于盧廣的拍攝手法爭議，羅伯特·普雷說：“紀實攝影不是新聞攝影。它應該更加個人化、而且非常主觀。一個有目的的攝影師，要盡最大可能地闡明他想表達的觀點。對于盧廣，問題或許應該是：是否工業的污染在今天的中國，真像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是否有很多嚴重的疾病、生態、環境的問題，是由污染導致的；或者這些事物都是攝影家自己在腦海中臆造出來的？”

　　從浙江永康一名愛好攝影的普通工人，到蜚聲攝影界的名家，沒有人能代替盧廣幾十年間豐富的體驗和內心曾經的波瀾。

　　攝影是個花錢的差使。夫人徐小莉說“他外出住宿一直都不舍得住100元以上的旅館”。以前每到春節的時候，盧廣一定得回浙江老家經營自家的影樓生意，這是他拍攝經費的主要來源。1993年盧廣來北京學習，但1996年就“沒錢了”，不得不返回老家。之后到2001年的5年間，盧廣拼命賺錢，為的就是返回北京，重回攝影界。

　　多年的風雨兼程，盧廣也很難說清手中的“灰鏡頭”究竟對自己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他慶幸自己還保持著敏銳的目光、獨立的精神，還有豐富的情感。“河南安陽鋼鐵廠附近的一個村子，每天都下‘鐵雨’，在家里掃完地，拿吸鐵石一吸，‘嘩’地沾滿鐵屑。有一位老人，喜歡這樣擦臉——”他邊說邊擦了一下自己的臉——像被扎疼了一樣又縮回手，“結果鐵屑鉆進毛孔里，滿臉都是疙瘩……”

　　對于有人說他靠揭丑取悅外國人，盧廣反駁，“污染是關乎民族、國家和整個地球的問題，關注污染就是最大的愛國！”他說，將用幾年時間繼續重點對渤海、東海、珠江、淮河、遼河、松花江進行調查拍攝，對中國工業污染現狀作出一個全面的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