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組織機構代碼管理中心黨委書記 李迎豐

文/特約撰稿  李迎豐

　　我們講“兩利相衡取其重”、“兩弊相衡取其輕”，一邊是“依法維權”，另一邊是“似乎不合道德”，孰輕孰重？本不難判斷。

　　“惡創造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這里說的惡是指“私利”。我們沒理由要求作為“經濟人”王海的動機“只講義不講利”，只要他合法，重利無可非議。

　　前不久，中國質量報及深圳各媒體都登載了一條消息并引發熱炒：深圳市市場監管局高度重視“職業打假人”的舉報，并將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食品安全法》重罰深圳樂購超市，此舉贏得市民喝彩。

　　是“依法維權”還是“不合乎道德”

　　據悉，深圳市監管部門已依法處罰了該超市，似乎此事已告一段落。但該超市對王高彬等職業舉報人的身份提出質疑所引發的爭論仍是媒體特別是網民的熱議話題，這本身就令人深思：樂購超市不反省自己的過錯，一味強調這種“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行為是為了牟取私利，有悖中國的傳統，屬于不道德行為，動機嚴重不純，不算真正的消費者，社會不應鼓勵和縱容這種行為。如果他們不要錢，只是單純地進行舉報和對超市進行監督，就應該表揚和鼓勵。

　　這種說法——這類企業慣有的說法——似曾相識。這使我想起前幾年在某些地方出現的法院以購物的數量太多、動機不純、不合乎道德為由“不承認購假索賠者為消費者”的判例。可以看出一些人甚至司法人員以道德觀來判斷、評價消費者作為“理性經濟人”正常的、合法的維權獲利行為，更多地僅憑個人的“經驗法則”，以根本不能作為判斷依據的“動機”和“購物多少”來判斷是否真正的消費者，來曲解法律的客觀適用性，而無視這些消費者依法維權的正當合法防衛性及對侵權者的震懾作用。

　　我們講“兩利相衡取其重”、“兩弊相衡取其輕”，一邊是“依法維權”，另一邊是“似乎不合道德”，孰輕孰重？本不難判斷。這其實是以“實質性正義”否定“程序性正義”的畸形做法，而且其所謂的“實質性正義”的本身和前提往往都是虛無的，不符合我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原則。這無疑助長了制售假冒偽劣、誠信缺失廠商的不法行為——比如深圳這家樂購超市的“振振有詞”，不利于建立營造規范有序的市場機制及公平和諧的經濟競爭和消費氛圍。

　　重復博弈方能治理誠信缺失

　　按照博弈論的觀點，在只進行一次或有限幾次的博弈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標準的納什均衡——即非合作的博弈均衡——是賣給對方低質量的產品，即出現“壞車擠垮好車”、“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現象。而無限次重復的博弈是治理誠信缺失行為的最好辦法，是建立信用的關鍵。

　　消費者依法維權就是人為地增加博弈的次數，使那些有欺詐失信行為的經營者有所顧忌，有所收斂。而如果消費者不主動依法維權，那么高興的只是那些有欺詐失信行為的經營者，他們永遠樂于玩這種一次性博弈游戲，因為中國最不缺的就是人——就是這種一次性買賣的主體。

　　因此，要強化全民維權意識，鼓勵、引導消費者——包括“職業打假人”——主動依法維權。法律的生命力在于運用。消費糾紛大都屬于民法調解范圍，而民法中有一特點：民不告，法不究。因此，要用便捷的渠道，適當的利益補償和低成本的實現手段來鼓勵消費者依法維權。

　　我希望被侵權者勿以“利”小而不為，而要懂得為的是權益和尊嚴；希望其他同是消費者的“旁觀者”不要成為像魯迅先生所深惡痛絕的“無聊的看客”；更希望那些手中有裁量權的法官不要以居高臨下的“道德貴族”來強調和譴責所謂的“動機”。

　　美國波士頓有一座猶太人遭屠殺紀念碑，上面銘刻著一位名叫馬丁·尼莫拉的德國新教牧師在二戰后留下的帶有深深懺悔之意的短詩：“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后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魯迅先生和馬丁·尼莫拉牧師的感受給我們的啟示是：在那些誠信嚴重缺失的丑惡面前，在那些侵害我們作為消費者的權利行為面前，哪怕這些事情看似離我們很遠，或自己不是直接受害者，每個人都要以我們的良知和正義“站出來”說“不”！只有消費者都聯合起來，那些制售假冒偽劣的侵權者才會真正成為過街老鼠。這里有一個“搭便車”的問題：眾多消費者被侵權，少數維權者卻要自己承擔代價成本。所以作為“守夜人”的政府就應有一定的利益激勵手段來引導大家主動維權。

　　當然，經濟秩序的規范，最需要的是制度、法律體系，管理市場秩序主要靠國家行政部門。但是，也同樣需要廣大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下共同作為，并且是與立法目的一致的積極、主動的作為。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定“雙倍賠償”，就是想以經濟利益調動受欺詐的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的積極性，就是為了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和正常的交易秩序，是法律賦予消費者在索賠時的一種權利。法律就是通過這種價值衡量和利益機制，讓社會力量發生作用，讓政府與消費者結合起來，共同規范經營者的行為，營造良好的消費氛圍。#p#副標題#e#

職業打假人PK超市的多角度思考

　　“職業打假人”是正義的反擊

　　“職業打假人”的義利觀、道德觀是媒體上討論的熱門話題之一。我認為，“職業打假人”（王海為代表）的行為是在我國法制建設進程中，那些充滿競爭意識、權益意識的消費者對制售假冒偽劣者、誠信缺失者侵犯消費者權益的行為的反擊，是中國消費者在走向成熟過程中自覺運用法律武器向“違法者”討要說法的針鋒相對的較量，屬于特殊意義的“以身試法”。這也向我國的司法界提出了是依法辦事還是依傳統的道德辦事的問題。

　　有不少人——包括廠商、法官、政府官員和不少同是消費者的人——對王海、王高彬等嗤之以鼻，認為其動機不純，視其為“刁民”、“假冒消費者”。前幾年在一些地方都有法院判這種“知假購假”再依法索賠的“王海”敗訴（也有很多地方判勝訴），是因為他們買的東西數量太多，超出一個消費者的消費范圍，不是真正消費者。那么我們不禁要問，什么是消費者？買多少又是消費者與非消費者的界限？英國《牛津法律大辭典》與美國的《布萊克法律詞典》對此有幾乎完全相同的解釋，而這種定義被絕大多數國家認同：“所謂消費者，是指購買、使用、保存和處理商品或服務的個人或最終產品使用者。”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欲望以及與一件物品使用頻率有關的消耗速度因人而異，千差萬別。其實這些判例的背后，這些法官心中深層的因素是他們認為“王海”的動機不純，不合道德。如果他義務打假，則值得推崇。其實這是傳統的重義輕利道德觀念的極端表現，這是一種不切合這個時代大多數人實際思想水準的道德觀。

　　“惡創造歷史”——合法的重利無可非議

　　大家知道：在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的主要配置方式是受一只“看不見的手”——即市場——調劑來完成的。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論述道：“一般說來，單個的個人實際上既沒有增進公共利益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為增進了多少公共利益。都是在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下最終增進了社會的利益，通過追逐自身的利益，他對社會利益的不斷的促進作用甚至比他想要這么做時更為有效。”亞當·斯密認為在社會中存在著一種協調的秩序，能把個人天然的、幾乎是與生俱來的追逐私利的欲望轉化為社會的利益。

　　恩格斯也說過“人們通過每一個追求他自己的、自覺期望的目的而創造自己的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嘲笑費爾巴哈：當他說“善創造歷史”時，他以為自己說出了多么高明的論斷，殊不知，老黑格爾早就說出了比他高明得多的論斷，這就是“惡創造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這里說的惡是指“私利”。我們沒理由要求作為“經濟人”王海的動機“只講義不講利”，只要他合法，重利無可非議。

　　“以人為本”——理解并保護人的逐利本能

　　話說回來，我們真正理解中國傳統的義利觀嗎？在我們的印象中，孔子以及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是重義輕利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但其實這種義利觀是大意義上的義利觀，而且是正視肯定人們的趨利本能的。孔、孟、荀、曾子等人的“義”、“利”觀亦如此。荀子就說過：“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

　　春秋時期魯國有一條法律：如誰將在國外淪為奴隸的魯國人贖回來，可到國庫報銷。孔子學生子貢到國外，贖了很多淪為奴隸的魯國人，并不到國庫報銷，以顯示自己追求“義”的真誠及品格的高尚（也許并不想刻意顯示而是自覺）。孔子批評了這種行為，理由是這種行為從客觀上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將阻礙更多淪為奴隸的魯國人被解救出來。因為，當別人遇到此類事時，就會陷入兩難境地：墊錢贖人不報銷，則自己利益受損；如報銷，則會顯得品格不高尚。許多人就可能裝做沒看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其結果，法律則會成為廢紙。

　　孔子另一學生子路，救一溺水小孩并收受小孩家人一頭牛的酬謝，孔子予以表揚：“收受酬禮，倡導救人之風，以后一定有更多的人救人了。”孔子認為：

　　“義”與“利”并非針鋒相對，“大義”的實現很多是通過“小義”的被放棄來完成的，有時個人的“仁義”行為可能引發與社會目標相反的結果，而“義利”相容反而可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我認為《國語》中的“義以生利，利以豐民”高度概括了古人們的義利觀。我們講“以人為本”，首先就得理解和肯定并保護人的逐利本能。

　　消費者的購假索賠就是義和利的結合

　　2004年修訂的《憲法》中強調保護私有財產就是進步。消費者的購假索賠就是義利的結合。也只有義利相融，才能解決“搭便車”問題。利從何來？就得從懲罰中來，讓假冒偽劣者、誠信缺失及消費侵權者承擔。

　　美國紐約有一植物園，原來豎有警示牌：“凡偷竊損壞花木者罰200美元”，效果不好，后來他們將警示牌改為“凡檢舉偷竊損壞花木行為者，獎200美元”，效果很好。因為這就由原來幾雙眼睛監督變為幾百雙眼睛監督了。

　　幾年前，湖南省質監部門在全國率先公開向消費者承諾，舉報銷售假酒鬼酒、假化肥者將獲得等同貨值三倍的獎勵，深得消費者好評，調動了消費者積極性來共同打假。

　　這是信用擔保和信用懲戒的結合，有效地運用了利益機制。這種用國家公信擔保，用經濟利益來鼓勵的辦法，能分擔、消除消費者風險，使之有積極性打假及消費維權。盡管這只是權宜之計，但在我國建立完善有序的市場機制的初始階段，相關法規不健全、消費者自我保護能力不強的情況下是有積極意義的。這正是政府真正起“守夜人”的作用——向每一個參與市場競爭和消費的主體奉上一個公平公正、有序有效、凈化了的市場。

　　我同意張維迎教授的說法，社會需要的是正常的商業道德，這種正常的商業道德就是使每一個人都有積極性去維持它，而不是靠極少數人的自我奉獻、自我犧牲以及高尚的純潔的“動機”來維持。我們這么多年來為什么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商業道德和信用，關鍵就是缺少這種對公民作為經濟人的追求“利益本能”的道德水準的正確認識和定位，缺少這種“以人為本”的能鼓勵人們理直氣壯地保護、實現自己利益的機制，也就是“王海”們能使用的這種機制，特別是缺少誕生、健全這種機制、法制的人文、心理氛圍——即使有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還會被人以“動機不純”、“假冒消費者”的解釋來設障。而這種基于“經濟人”的公民道德正是在法制框架內運行的最基本、最廣泛、也是推動社會與經濟協調發展最有效的道德。這就是以人為本！

　　企業社會責任更多是道德方面責任

　　同樣是在深圳，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生的“蛇口風波”——即有人在一次與蛇口青年懇談對話中說到深圳打工的人中許多是來“淘金”的，而不是來奉獻、來建設深圳的，這引起了與會懇談的青年人的反感和爭論，全國各媒體都展開了討論。

　　其實客觀地講，那幾位演講者在那個時代絕大多數的演講是非常好的，其對剛從“文化的沙漠”里走出來且原有的理想信念轟毀而新的精神支柱尚未樹立起來的青年人來說，起到了播撒“真善美”的種子，塑造美好的心靈，樹立理想、陶冶情操等積極的作用。

　　但在“蛇口風波”中，這些人高估了或過高地期待著青年的整體道德水準，沒有真正理解大多數人的道德基準——而這又恰恰是最自然、最本能、最真實也是最持久、最合乎人性的道德觀。正是一大批持有這種道德觀——打工掙錢——的青年人托起了深圳，創造了深圳速度，譜寫了讓中國人自豪和驕傲的經濟建設的奇跡。他們的行為用亞當·斯密和恩格斯的話來詮釋再恰當不過了。

　　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無可非議，但前提是應遵循起碼的原則：取之有道。

　　這個道就是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不以負的“外部效益”為代價。

　　亞當·斯密早就提出：企業的社會責任更多的首先就是道德方面的責任，而不是法律方面的責任。

　　每一個企業都應真正自覺地懂得并恪守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經濟人”應有的三種品德，即“充分的慎重”、“嚴格的正義”和“適度的仁愛”。

　　只有企業經營者增強社會責任感和法律意識，消費者增強理性消費能力和維權意識，我們才能真正營造出良好的生產消費環境，才能真正構建“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