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禁止外國人在內地從事家政服務業，否則屬于“非法就業”，但我國外籍保姆市場一片火熱——
雇用洋保姆，當心攤上事
2017年8月，王思敏等人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案在江蘇蘇州開庭審理。 沈寅飛/攝
目前，中國內地市場已成為外籍保姆理想的“淘金地”，由于我國出入境制度管理嚴格，多數外籍保姆通過“黑中介”進入中國市場。在這種不被我國內地法律認可的雇傭關系中，雇主、外籍保姆、中介的行為都是違法的，一旦出現問題，雇傭雙方的權益難以得到維護。洋保姆“非法就業”打黑工，其“先天”違法性加上“黑中介”橫行，給外籍保姆市場帶來重重風險。對此，記者進行了調查。
辦理簽證難度太大并且麻煩
提起菲傭，所有中介公司都能列出一籮筐優點：英語好，保姆專業性強自然不在話下，而且針對中國市場，菲傭還有獨特的優勢，比如在中國沒多少朋友，人際關系簡單;逢年過節，不會像國內的保姆需要請假回家;大多數不通中文，她們能很好地保守雇主家庭秘密等。除了菲傭外，有不少家庭選擇印傭(印度尼西亞籍保姆)。不過，印傭在國內的名氣沒有菲傭大，被雇用的人數遠低于菲傭。
如何雇用一個外籍保姆呢?記者走訪了北京多家知名家政公司，詢問是否有外籍保姆，但對方均表示，家政服務人員均為中國人，沒有外國國籍。之后，記者通過網上搜索菲傭等關鍵字，找到了多家聲稱可以提供菲傭服務的公司。
幾家菲傭中介的工作人員均向記者表示，雇用一個菲傭要走一些必需的流程，先由雇主提出對菲傭的要求，比如中英文水平如何、是否會做中國菜、是否有照顧小孩的經驗等，接著中介會按照雇主要求，在菲律賓尋找合適的對象，一般情況下中介手里是沒有現成的，一旦找到合適的人選，中介會讓雇主和菲傭通過網絡直接進行面試。如果雇主滿意，中介便會幫助菲傭辦理入境簽證、購買機票。
不過，由于菲傭在內地從事家政服務屬于違法行為，中介為菲傭入境所辦理的幾乎都不是工作簽證，而是選擇旅游簽、探親簽以及商務簽。前兩者辦下來較為容易，商務簽證需要找代理機構，用工作邀請的名義，將對方以家教、翻譯等身份引進國內。
記者在北京一家涉外家政公司詢問雇菲傭相關事宜時，工作人員表示，公司擁有菲傭、印傭和黑人阿姨等幾種外籍保姆，但與別家公司不同的是，這些保姆目前多數人都在國內，雇主可以對她們進行視頻面試，如果選中了，很快就能見面簽合同。
隨后，工作人員給記者發送了十多名外籍保姆的視頻資料，里面都是她們用英語做的自我介紹，包括姓名、年齡、國籍和工作經歷等。這些人年齡從20歲到45歲不等，不少是大學畢業，在中國培訓機構做過英語老師，既可以在學校做教學，也可以在家庭工作，會做家務和簡單的中餐。
工作人員還向記者出示了一份《中介服務協議》，合同顯示，雇傭服務為期一年，一方面是菲傭都希望從事穩定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雇主家庭服務的質量著想，畢竟工作時間久了大家會比較熟悉，工作熟練程度也會有所提高。此外，在菲傭剛進入雇主家庭時，會有三個月左右的試用期，期間如果雇主不滿意，便可以終止雇用。
至于價格問題，工作人員表示，菲傭有簽證的，需要交4萬元中介費，印傭和黑人阿姨有簽證的是3萬元中介費，簽證過期的是2萬元中介費，工資均為每月6500元至7500元不等。如果只要求做衛生清潔等普通家政服務，一年費用需要七八萬元，如果要求菲傭照顧孩子、做飯以及清潔等，一年15萬元左右。
沒有合法“身份”帶來不少風險
相對國內普通保姆，菲傭的價格的確高出許多。如此高薪聘請，雇主又能得到什么樣的服務呢?
“態度好、勤快、會英語。”這是北京一位雇主對菲傭克瑞莎(音譯)的評價。克瑞莎工作賣力，將屋里屋外打掃得干干凈凈，雇主很滿意。但由于其入境時的旅游簽證已過期，也沒有及時辦理新的簽證，克瑞莎不想承擔被遣返的后果，只能繼續在雇主家里干活，整整3年沒有回家。
“黑”在中國，成為“隱形人”，幾乎是外籍保姆的常態。由于公安機關時常會清理“三非”外國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而她們往往是公安機關的重點排查對象之一，所以如何“安全”地生存便成為外籍保姆的重要問題。克瑞莎的雇主清楚地記得，在北京清理“三非”最嚴格的時候，出門買菜購物等都由自己負責。
另外，對于相當一部分雇主而言，外籍保姆也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優秀，她們的劣勢很明顯：大多數人中國菜做得不好，與老人溝通不暢，最關鍵的則是沒“身份”，有“跑路”甚至盜竊犯罪風險。
茱莉亞(音譯)是一名菲律賓女性，2014年3月持旅游簽證入境中國，簽證過期后她并未申請延期，而是做保姆在中國內地非法居留。2016年1月，李女士通過中介公司雇用了茱莉亞為保姆。但試工一天后，李女士對其不滿意，打算停止雇用。茱莉亞心懷不滿，遂竊取李女士錢包，盜竊現金1600余元，移動充值卡、購物卡若干。第二天，李女士發現錢包丟失后報警，茱莉亞被抓獲歸案。最終，茱莉亞被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罰金人民幣1000元，驅逐出境。
“保姆跑了。”溫州的胡女士一想起家里跑路的印傭就糟心不已。2014年7月，這位保姆來到家中，剛開始表現不錯，胡女士覺得自己找對了。沒想到兩個月后，保姆開始嫌棄胡女士家的別墅面積太大，每天有干不完的活。一天，保姆跑路。
隨后，她聯系深圳中介，要求退回傭金和3個月工資，但中介并不買賬，只是以再介紹為由拒絕退傭金和剩余工資。心有不甘的胡女士算了一筆賬：支付傭金1.5萬元，提前支付保姆6個月工資2.1萬元，支付保姆機票、吃用共花費4萬元。近8萬元的付出，只換來了3個月不盡心不稱職的服務。
外籍保姆亂象隨著市場的擴大而日益嚴重，但出逃、盜竊等現象所暴露的，不過是這個地下市場的冰山一角。灰色之地多有枉法之舉，不少外籍保姆飽受“黑中介”欺壓，日子也并不好過。2015年北京豐臺發生的一起菲傭出逃案件，就牽出了一條外籍保姆市場的灰色產業鏈。
外籍保姆市場催生“黑中介”
2015年7月，菲律賓女子米歇爾與另外5名菲律賓女性經過謀劃，準備逃出位于豐臺區岳各莊的小區住地，前往菲律賓大使館求助。但最終只有米歇爾一人成功逃脫并報警。
原來，2014年底至2015年7月中旬，呂某和李某勾結國內及境外人員，以虛假邀請函騙取中國商務簽證或者旅游簽證，策劃、組織6名印度尼西亞籍女性和8名菲律賓籍女性非法入境來華，準備讓她們在北京從事家政服務。在未找到雇主期間，這些外籍女子護照被沒收，限制在屋內不許出門，直至米歇爾出逃報警導致案發。2017年2月，李某和呂某因涉嫌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在北京市豐臺區法院受審，此案目前尚未宣判。
“菲傭在中國內地不合法，但又有著大量需求，所以催生了外籍保姆市場的各種亂象。”北京市安理律師事務所律師李靖怡告訴記者，內地所有的菲傭渠道都是地下秘密進行的，也由此產生了大量的“黑中介”。這些中介一方面與境外聯系，掌握相對穩定的“外籍保姆源”，并為她們代辦旅游、探親或商務簽證;另一方面在網上發布廣告，吸引有需求的雇主。
2017年8月，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法院公開審理了王思敏等6名被告人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案。這也是蘇州首例策劃、組織菲律賓籍及印尼籍婦女非法進入中國境內，為我國居民提供家政服務的案件。
2015年，一次偶然的機會，王思敏認識了做菲律賓移民的張玲玲，于是相約成立公司做起外籍保姆生意。通過公司雇外籍保姆，客戶首先需繳納4.9萬元中介費，然后按照每月5100元一次性繳納半年工資，而外籍保姆拿到手則是每月1700元生活費，剩余3400元要上交給公司。僅一年時間，王思敏就介紹200多名菲傭和印傭，營業收入在1000萬元左右，利潤相當可觀。
在李靖怡看來，這些中介大多數通過做業務牟取暴利，有的則是純粹的騙子，盯上了外籍保姆市場這塊蛋糕，把這個本來就秩序不完善的市場攪得更加混亂。
2014年10月，福建石獅警方辦理了一起菲傭詐騙案。經當地男子曾某介紹，雇主雇用了一個叫米娜(音譯)的女菲傭，雙方簽訂了家政服務合同，合同期限兩年，并分別向曾某支付了8000元的介紹費，向米娜支付了4000元月薪。但米娜工作期間不斷以逛街或旅游為由向雇主請假，最終銷聲匿跡。事發后，曾某也和米娜一樣人間蒸發。
雇傭雙方權益均得不到保障
事實上，在眾多涉及外籍保姆的案件中，如果是盜竊、詐騙等刑事案件，受害人還可以通過公安機關找到救濟途徑，但如果是跑路等，雇主只能吃“啞巴虧”。比如家中印傭逃跑的胡女士，本想讓中介退回傭金和3個月工資，但中介并不買賬，只是以再介紹為由應付著她。后來胡女士想通過法律途徑，但發現保姆簽證早已過期，屬于黑戶，雇用黑戶本身就是非法的，救濟無門只能自認倒霉，就當花錢買個教訓。
記者調查過程中，也曾經向中介表達過對菲傭逃跑和沒有合法身份的顧慮，但對方表示，如果害怕外籍保姆跑路，建議雇主平時可以自己保管好外籍保姆的護照材料，只在續簽等時候再將證件退還。至于沒有合法身份問題，只要別說她是菲傭就行，即使被查到就說是自己請的老師、家教在家里借住幾天。
果真如此嗎?2016年1月，浙江省義烏市公安局查處了6起菲律賓人非法在華就業的案件，陳女士就是其中涉案人之一。案發后，不僅家中菲傭被遣送出境，陳女士自己也被要求承擔遣送菲傭回國的1萬元機票費用。
“對雇主而言，雇外籍保姆其實只是‘看上去很美’，一旦產生侵權糾紛，很難通過正常渠道維權，權益保障基本無從談起。”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檢察院檢察官朱媛媛表示。
對外籍保姆而言，由于是“黑”在內地，自身權益也很難得到保障。一名非法入境的菲傭在供述中稱，雇主每月支付5000元的工資，但公司要扣除4000元，用來償還護照、簽證機票之類費用，實際拿到的沒有多少。另外，自己的護照也被扣押，假如逃跑，很可能會被警方抓住。一旦被發現，遣返幾乎是所有“暴露”的外籍保姆的歸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