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初，老家在河北邯鄲的消費者王希彬在北京移動營業廳辦理“全球通”入網業務時被告知，外地戶籍人士需預存500元話費，且此預存款不能退。作為律師的王希彬認為中國移動北京公司(下稱北京移動)的做法區別對待外地戶籍人士，于是他一紙訴狀將北京移動告到了法院，要求確認北京移動具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11月7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開庭審理此案。

　　規定存在了十幾年

　　《工人日報》記者查詢公開報道發現，針對外地人在辦理北京移動“全球通”入網業務需預存500元話費的規定早在14年前就已存在。

　　2003年8月底，從外地來京打工的韓先生想辦一張“全球通”手機卡，跑了幾家營業廳都沒辦成，原因是他所持的是外地身份證。當時，北京移動一營業廳工作人員對媒體解釋稱，不賣“全球通”卡給外地人是“上面”的規定，怕外地人把卡“卷走”。

　　不過，外地人要在北京辦“全球通”卡也不是沒辦法。北京移動的一位客服人員表示，要么通過北京的親戚朋友擔保入網，要么就要預存話費。

　　北京移動的這一舉措被一些消費者質疑為“霸王條款”，并涉嫌歧視外地人。不過，外界對此存有爭議。

　　中消協投訴部王先生曾對媒體表示，他們請專家論證過，沒有充分的理由認定其為“霸王條款”。關于這樣的規定是否含有對外地人的歧視，王先生也持否定態度。他說，中國個人信譽檔案尚未建立，企業為了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損失，避免一些風險，做出這樣的規定無可厚非。

　　而在2008年“3·15”消費者權益日前夕，此事又被媒體曝光。當時有消費維權人士表示：“企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行為無可厚非，但這必須建立在不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基礎上，更不應以此為由將消費者分成三六九等。北京移動的這種規定是把自身的經營風險強行轉嫁給消費者。”

　　消費者認為被差別待遇

　　“沒想到這種不合理的規定竟然存在了十幾年。”在王希彬看來，北京移動僅因為自己是非京籍用戶就懷疑自己履約的誠信與能力，進而差別化對待，侵犯了其在接受電信服務的時候應受到尊重及平等對待的權利。

　　王希彬訴稱，根據《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北京移動在向他提供服務時候“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條件”，同時沒有正當理由，對“條件相同的交易相對人”在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行差別待遇，構成侵權。

　　“我的戶籍雖然與北京戶籍人士不同，但是與北京戶籍人士在民事法律意義上是‘條件相同的交易相對人’。基于此，我認為，北京移動具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對我構成侵權。”王希彬說。

　　記者注意到，《反壟斷法》第十七條規定，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從事下列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沒有正當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時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條件;沒有正當理由，對條件相同的交易相對人在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行差別待遇。

　　北京移動稱擔保條款合理合法

　　針對上面說法，北京移動方面辯稱，本案實際上是電信服務合同糾紛，雙方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礎上訂立的《入網服務合同》，該合同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因此合同條款真實有效。另外，《入網服務合同》是依據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聯合下發的《北京市電話通信業務入網服務合同》制定的，其中擔保條款同范本內容完全一致。

　　記者注意到，《北京市電話通信業務入網服務合同》第一條第四款規定，甲方(用戶)申請開通后付費通信服務的，如戶籍所在地、居住所在地(以有效身份證件或居住證載明的住址為準)或法定住所地(以營業執照或組織機構代碼證等載明的單位住所為準)不在北京，應按照乙方(通信運營企業)要求繳納保證金或由北京市市民、單位提供擔保。

　　“為了有效把控合同風險，保障交易安全，在合同中約定擔保條款合理合法。”北京移動法定代表人范某說。

　　針對王希彬要求法院確認北京移動具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的訴訟請求，北京移動方面辯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八條規定，被訴壟斷行為屬于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原告應當對被告在相關市場內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承擔舉證責任。

　　“界定相關市場是一個復雜、專業的問題，不能由當事人主觀臆斷。界定經營者在某一相關市場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是一個專業問題，不能出自當事人主觀臆斷。”北京移動法定代表人范某表示，即便假定北京移動在某一相關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北京移動也不存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北京移動方面還指出，“全球通”業務的付費方式是先接受服務，后結算費用，這之間存在一個結算周期，因此其經營風險較之預付費要大，對于外埠人士進行欠費回收存在難度更大、問題更多、風險更高、回收率更低等問題。

　　目前，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尚未就此案作出判決，本報將繼續關注此案的進展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