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質量萬里行》
本刊記者 宿希強
作為茶的發源地，中國今天卻處在一個頗為尷尬地位：茶葉大國而非茶葉強國——中國茶面積第一，產量第二，出口第三，創匯第四。
據中國茶葉流通協會資料，中國茶產業中包括茶農(涉茶農)、茶商、技術研究人員、茶葉工人、茶館從業人員等，從業人數已達到了1.5億，茶產業的產值近400個億。400個億對1.5億，平均每個人的產值只有不到300元。超低的人均產值和茶葉大國的身份極不相稱。對于改革開放30余年來，一直沿上行軌跡發展、并取得不俗成績的中國茶來說，這始終是隱隱的痛。
市場乾坤大，茶中日月長。100年前，中國茶處于世界茶業的壟斷地位，100年后中國的茶葉市場，又是何種景象呢？
盛極一時的普洱
和北京馬連道齊名的濟南茶葉批發市場，是南茶北銷的樞紐，茶界泰斗張天福老先生為之題名“北方第一茶市”。據說在這兒經營十年以上的茶商都是百萬富翁以上級別。
高級茶藝師趙洪2002年來到這里，開了一家普洱茶莊。
趙洪告訴記者，普洱茶屬于黑茶一類，但正是普洱茶能夠長時間發酵、并隨發酵時間表現出不同口感、香味的這種特性，使包括趙洪在內的茶企和茶商經歷了2006年前后的“普洱茶天價”的陣痛。炒作過后，市場經歷了一次“殘酷”的洗牌，投機的人被擠出去了，一些規模小、品質低的茶企死掉了，另外直接推動了普洱茶國家標準在2008年出臺。
“為什么過去很多人認為只有熟茶才是普洱茶？因為熟茶具有越陳越香的特點，外地茶企就以較低的價格收購云南的普洱熟茶，放上幾年后轉手以極高的價格賣出去，牟取暴利。”趙洪說，幾年前，云南的老茶幾乎都在外地商人手里，他們企圖炒作出普洱茶的“高端市場”，即陳年熟茶市場，然后再獲取壟斷利潤。
就這樣，普洱茶很快被炒成天價，“一塊重350克、存放了50年的普洱茶餅，身價甚至貴過一輛本田車”，趙洪說，“這使得大家都在津津樂道普洱茶的收藏價值和增值潛力”，卻很少提及普洱茶最本質的屬性，“從營養價值和保健功能上看，它和綠茶、紅茶沒有太大的差別”。
這種盛極一時的繁榮讓不少人落入市場經濟的巨大陷阱，很多茶企沒有及時建立自己的品牌，更沒有做普洱茶消費和文化常識的普及，還忽視了忠實消費者的培養。“潮水退去后，有的人穿著泳衣悠閑自在，有的人光著屁股不知所措。”趙洪說，當時她有一段時間也是“生意冷清得可怕”。
“中國的茶葉市場到底哪里出了問題？”記者問道。
她笑而不答，卻說，她的一位朋友也是經營茶莊生意的，曾把多年前的一段經歷當“笑話”講給她聽——
話說有一位老板到店里購茶，點名要“上好”的西湖龍井，朋友先拿出200元一斤的龍井給他品嘗，老板說不好喝，拿300元的也說不好喝，拿500元的還是不對口味。最后，朋友對老板說，“看來你是行家，等一下，我把新到的上品拿來給你嘗嘗。”新茶拿來，老板嘗后眉飛色舞，連說，“這茶囗味就對了，有香頭和口感！多少錢？”朋友開玩笑地說，這茶沒有多少，是留著自己喝的，既然你是“行家”，就算1000元一斤好了。老板二話不說，高高興興地要了兩斤。實際上呢，朋友哪有什么留著喝的新茶——只是把剛才200元和500元的茶混到一起而已。
講完這個故事，身為高級評茶師的趙洪搖搖頭說，真正懂茶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辨別茶葉的優劣唯一的途徑是價格。
名茶從哪里來
趙洪感慨道：“茶道博深。”
以普洱茶為例，1949年以前生產的普洱茶稱為古董茶，如百年宋聘號、百年同興貢品、百年同慶號、同昌老號、宋聘敬號。通常在茶餅內放有一張糯米所做、印有如上名稱的紙，稱為內飛。
1949至1967年中國茶業生產印級改在包裝紙的茶字上，以不同顏色標示紅印為第一批，綠印為第二批，黃印為第三批。
而1968年以后生產的茶餅包裝不再印上中國茶業公司字號，改由各茶廠自選生產，統稱云南七子餅，包括：雪印青餅73青餅、大口中小綠印、小黃印等。
“你不可能要求消費者對這些有多么地了解”，趙洪說，“但可以培養消費者對品牌的條件反射，一提到某個茶葉品牌，就有一種下意識地信賴。”但是，“中國的名茶基本都是以地理位置來標識的，譬如大家一提都是杭州龍井，黃山毛峰，洞庭碧螺春，六安瓜片，祁門紅茶，云南普洱茶，福建安溪鐵觀音，霍山黃大茶，廣西橫縣花茶……舉個簡單例子，以電視來說，你能說是山東電視、青島電視嗎？這不是具體的品牌，具體的品牌是海爾、海信。”
趙洪認為，品牌不能泛泛化，茶葉品牌應該是某個企業的具體品牌，而不是地方的、地區的品牌，這是中國茶產業化、規模化的基點，道理非常簡單，但很多茶葉企業還沒認識到這一點，“包括全國都支持的北川茶”。
所以她今年選擇了與有60余年歷史的、云南勐海茶廠出品的著名普洱茶品牌大益“聯姻”，成為大益一級經銷商。“一提大益，知道這個品牌的馬上就會心理反應——可以信賴，但如果提云南普洱茶，那客戶不會有這種強烈的感受。”
對于中國茶品牌命名機制問題，兼任山東省茶文化協會副秘書長、濟南茶葉行業協會秘書長、“和茶打了幾十年交道”的趙建設基本認同趙洪的觀點，茶葉品牌的地理屬性，他認為這是中國茶歷史文化傳承的結果，“茶葉的品牌機制在歷史上是納入貢茶體系的，皇帝嘗著哪種茶好喝，他不會問是什么牌子的，只會問是什么地方的茶。”
利潤在流通環節
因為“怕引起誤解，影響茶業聲譽”，王凱（化名）在反復叮囑記者不能透露他的個人信息后，才同意接受采訪。
今年28歲的王凱，已經在茶市摸爬滾打整整12年。現在他在一座中等城市開了3家茶樓，有車有房，“混得算是有點人樣了”。
1997年，從福建安溪的一所中學剛畢業，王凱就進了父親種植的茶園。他對學習“不是沒有天分”，而是因為自幼耳濡目染對茶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想再浪費時間”。父親用鞭子也沒有把他趕進校門，最后對他就一個要求：不能抽煙喝酒。
現在已是制茶工程師和評茶師的王凱偶爾也抽煙、喝酒，他對記者說，“父親的要求是出于職業原因，和茶葉打交道要求味覺和嗅覺必須敏感。現在抽煙喝酒也是職業的要求，開茶樓就是要交朋友，煙酒是人際交往的工具”。讓他驕傲的是，盡管年輕，他現在對鐵觀音的鑒別已經達到能“通過眼觀聞香即可品斷茶葉產地、樹齡”的程度。
茶園作為茶葉產業鏈的源頭，還算是收入不錯的，王凱度過了愉快的三年茶農時光。但從成為制茶工程師見了世面以后，他發現“真正的利潤在流通環節”，就不安分起來。“那時候做好的茶每斤二三十元就算價錢高的了，茶商收購后再挑選加工賣到茶葉店就成了五六十元，而茶葉店再賣出去基本就在百元以上了”。
不久，他說服父親在一個新興的茶葉批發市場租了間20平米的攤位，自產自銷。“一年租金八萬，當時是個大數字，現在連零頭都不夠”。王凱運氣不錯，五年后茶葉批發市場火了，更名為茶葉城。“租金炒到了驚人的五六十萬。”王凱說，“當時我已經擴大到了三個大商鋪，也不賣茶葉了，轉手就把商鋪租了出去”。
2005年下半年，王凱開始到三線城市辦起茶館，“一線二線城市投資風險太大”。茶樓的利潤一直是非常高的，一壺茶的利潤至少300%。但風險也很大，茶樓投資失敗的比例是1：1，也就是說每兩家茶樓里就有一家會倒閉。其中主要原因一個是跟風，茶樓作為茶葉的延伸產業出現，全國早已經有了50000多家，產值100多億元，占到茶產業總產值的30％以上，而直到現在數量還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另一個原因就是暴利，茶樓的價格貴、客人少，往往來了一個客人就猛宰，往往形成惡性循環，走上了死亡之路。
幸運的是，王凱又成功了，他把這歸功于成本優勢——有自己的茶園。
但他自產的茶葉遠稱不上品牌，在兩次產業化被父親阻攔以后，他也就謹慎而踏實地過上了沒有什么大變化的生活。現在他的經營利潤比前幾年要薄多了，但他覺得還能接受。
他當年的師傅——一位已經把產業做大的企業家曾嘲笑他“小農思維”，對此，王凱遺憾地說，“凡事要趁早，我覺得我已錯過了最好的機遇，心勁不足了，盡管在別人眼里我十分年輕。不在這行不知道，全國像我這種情況以手工作坊為支撐點的茶商多如牛毛。”
形形色色的茶博會
5月下旬，從中國濟南第五屆國際茶博會上傳出消息，此次茶博會簽訂交易及意向協議1000多份，現場交易及合同交易額達2.3億元。據主辦方介紹，濟南茶博會已經成為中國茶葉市場流通的“晴雨表”，茶博會上訂購的品種、數量，成為當年全國茶區種植、加工的重要依據。最近七年，僅濟南茶葉批發市場一家的茶葉交易量就以每年10萬擔（1擔=50公斤）的速度遞增，年茶葉交易量達到83萬擔，年交易額超過13億元。
而同在2009年舉辦“國際茶博會”的遠不止濟南這個第十一屆全運會主辦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各大城市商量好了一樣，時間有序交錯，你方唱罷我登場。據記者了解，目前我國市級以上的茶博會全年超過80場，這還不包括一些地方舉辦的小型展會。平均下來，每三四天就有一場。
有“空降超市”之稱的茶博會，歷來是各地茶企、經銷商們最為經濟有效的市場開拓平臺，但理性思考，如此龐雜和高密度的會展，不可避免地也讓一些茶商和茶企無所適從，疲于奔忙。同時因為小型展會眾多，組織方自然要千方百計地“拉人頭”，使得一些所謂的茶博會質量大打折扣。
正如濟南茶博會承辦方之一的濟南茶葉批發市場副總趙建設所分析，真正站在企業的利益角度出發的茶博會鳳毛麟角，有些展會僅僅只是為了做展而辦展，沒有站在企業的角度上去做好展會宣傳和買家的組織，這不但將造成企業的經濟損失，更是產業畸形發展的表現。
形形色色的茶博會所博覽的向來就是一個巨大的上下游產業鏈條，各地名優茶、加工茶與茶飲料、茶機械與檢測企業、茶流通企業、茶葉包裝企業、茶具類企業、茶文化交流機構……不一而足。利益各方在不同的推手運作中表達不同的利益訴求，于是，歷屆茶博會傳出的新聞往往都是“某某茶競價成為天價茶”、“某大師制作的茶具以天價拍賣成功”云云，皆以高端面目出現，與大多數消費者相距甚遠。
由是，茶博會在演繹出一片茶葉盛世的同時，也彰顯出中國茶市資源整合能力與品牌建設能力的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