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修改手機密碼獲取個人信息，甚至通過手機定位鎖定使用者的位置，這些一般人只能在電影大片中才會看到的情節已成為現實。北京市朝陽區法院近日審理了一起“私家偵探”敲詐勒索案，根據檢方指控，這些“私家偵探”非法獲取的許多個人信息，竟然源自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等電信運營企業的員工。原本應該被嚴格保密的手機用戶個人信息，竟然淪為電信企業“內鬼”牟利的商品。
“偵探市場”和“偵探產業鏈”
一些所謂的“偵探公司”與各大電信公司的從業人員秘密接觸，通過私人關系和實施商業賄賂等方式，非法獲取客戶的個人信息。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了解到，犯罪分子大多通過設立“市場調查中心”、“商務調查公司”、“信息咨詢公司”的形式，以提供咨詢、策劃服務為幌子取得營業執照，表面上為合法經營，實則從事調查個人隱私、代人追討債務等違法犯罪活動。而這些業務需要以獲得被調查者的個人信息為前提，為了獲取足夠的信息資源，“偵探公司”通過各種渠道，搜集信息，電信機構就成為他們爭相獲取的信息源。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最近的一項調研顯示，一些所謂的“偵探公司”與各大電信公司的從業人員秘密接觸，通過私人關系和實施商業賄賂等方式，非法獲取客戶的個人信息，包括通話記錄、短信、家庭住址等。
調研發現，在電信部門工作人員泄漏公民個人信息案件中，一般是“偵探公司”直接找到或由中間人找到電信部門工作人員，通過賄賂或朋友幫忙的手段，讓電信工作人員利用自己職務便利或利用他人(一般是本單位的其他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非法查詢、修改個人信息，然后直接提供給“偵探公司”或通過中間人提供給“偵探公司”。“偵探公司”一旦掌握了這些信息，除了用于自己進行調查業務外，還在“偵探市場”上轉賣。在偵探行業中，公司與公司間存在信息共享、互相交易的現象，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偵探市場”和“偵探產業鏈”。
五種途徑泄露個人信息
一些電信員工充當“內鬼”盜賣手機個人信息，暴露出電信運營企業內部的一些監管漏洞。
相關調研顯示，當前電信部門泄漏信息的方式主要有5種途徑。
途徑一是查詢通話記錄。這是目前泄漏個人信息最常見的手段。各電信公司的電腦網絡系統對通話記錄保存期限為三個月至六個月不等，因此，可以查詢到客戶半年以內的通話情況，包括主叫號碼、被叫號碼、通話時間及每次通話時長。客戶的通話記錄只有本人可以查詢和打印。根據規定，工作人員非經客戶本人同意，不得查詢客戶的通話記錄，但是由于電信部門部分工作人員擁有業務權限，能夠憑用戶名及密碼進入網絡系統，進行非法查詢。
據了解，在獲取客戶通話對象的號碼后，還有可能進一步查出對方的姓名或住址，從而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如有的案件中，犯罪分子通過電信員工的非法泄露獲得前妻或前女友的通話記錄，根據通話次數、時間等信息鎖定“情敵”的電話號碼，再通過非法手段獲得機主的住址等信息，然后前往住址地實施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等行為，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后果。
途徑二是短信查詢。最初，短信查詢的內容非常完整，除本機號碼外，還包括發信對象號碼、來信號碼及短信的文字內容。目前，有些電信公司為了保護客戶隱私及減少系統存儲量，網絡系統已經不再存儲客戶短信的文字內容，如中國移動北京分公司自2009年8月份起就不再保存客戶短信文字內容。無法查詢到文字內容，但可以繼續查詢發信對象號碼、來信號碼及通信時間。短信查詢與通話記錄的查詢要求是一樣的，只能由客戶本人進行，他人不得非法查詢。這種情況下，偵探公司只能通過電信內部人員非法獲取。
途徑三是修改客服密碼。原始客服密碼是專屬于每個手機號的初始化密碼，用于識別各個號碼，保護客戶的通信安全。客服密碼被用于查詢手機通話記錄、查詢短信記錄和變更套餐等。根據規定，電信部門非經機主同意，不得變更客服密碼。電信部門非法變更客服密碼屬強制性變更，不需要知曉原始客服密碼，只需按下“變更”操作鍵后，再輸入新的客服密碼就可非法變更。非法分子獲得變更后的客服密碼就可以隨意查詢機主的通話詳單。
途徑四是查詢機主信息。知道機主的某部分信息后，通過電信公司工作人員查詢機主其他關聯信息，具體包括姓名、性別、身份證號、住址及聯系方式等。客戶在安裝固定電話、寬帶以及辦理后付費手機業務(指實名制手機用戶)時需要向電信部門提供身份材料，并由電信部門保存。這些信息被輸入電腦系統進行儲存、管理。一些偵探公司將已獲得的部分客戶信息告知電信內部人員，由電信內部人員通過工作平臺查詢進而獲得機主的其他信息。
途徑五是手機定位查找機主位置。手機定位是電信業務中非常特殊的一種業務，這種業務的辦理有嚴格的要求。在電信系統內部，能夠有權限進行手機定位的工作人員較少，只有一些負責配合司法機關進行大要案工作的人員才能操作。在“案例二”中，被告人唐納宇憑借自己負責特別通訊的技術支持這一特殊職權，通過分析信令，利用交換機進行定位，私自幫助他人查找機主的位置。
網上買賣個人信息
“偵探公司”在偵探Q Q聊天群、偵探社區、偵探論壇等網絡平臺上買賣個人信息，通過低買高賣，一條信息可獲取幾十元、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利潤。
在這個所謂的“偵探市場”中，以牟利為目的的信息買賣非常普遍。目前較為流行的是在網站上建立偵探Q Q聊天群、偵探社區、偵探論壇等網絡交流集中區，在這些集中區域，“偵探公司”將想要獲得的或需要調查的信息發布在交流平臺上，然后留下自己的聯系方式，其他“偵探公司”在獲得這些信息后就可以聯系信息發布者，將低價獲得的這些信息高價賣給信息發布者，從中賺取差價，一條信息可獲取幾十元、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利潤。
還有的“私家偵探”，通過多種渠道發布廣告，稱自己能查詢手機電話清單、戶籍房產及車輛資料、手機定位找人等，在接到客戶要求查詢電話清單、房產資料等業務后，就在網絡交流平臺上發布消息，尋找能滿足客戶要求的網民。這也促使“偵探行業”催生了另一種獨立業務，即信息買賣，在自己獲取大量個人信息后直接或通過中介進行販賣，為其他“偵探公司”開展調查業務提供信息支持。
有關人士表示，加強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關鍵是確立個人信息保護的基本法律制度。尤其是在手機實名制的今天，要盡快制定《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法》，對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等嚴重危害公民個人信息安全的行為追究法律責任，對公民個人信息資料的自我保護、提供、拒絕、采錄、使用、保密、訴訟及法律責任等，做出具體的界定和規范，明確公民個人信息使用過程中相關的權利與義務，并完善侵犯個人信息的法律責任和法律救濟制度，用基本制度對個人信息處理行為進行有效的管束，切實保護好公民個人信息安全。
據介紹，目前刑法修正案增加了相關條款，將有償或無償泄露、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納入了刑事處罰的范圍，不僅加大了打擊力度，而且觸動了某些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單位，促使其出臺新的制度約束信息管理內容和形式。但是該條款還需進一步制定司法解釋細化適用標準，指導司法實踐。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網上Q Q群。這些Q Q群里的成員由全國各地的“私家偵探”組成，這些人掌握各種信息資源，通過Q Q群建立聯系，互買信息，互相獲利，成為個人信息傳播的集散地。法官建議，對該類網絡聯盟的監管應予重視。
案例一
住址泄露引發血案
一起因電信運營公司泄露公民信息引發的殺人血案，發生在北京市朝陽區某小區內。
2008年9月的一個周末，被害人王某跟以往的周末一樣在家中休息。這時候，突然有人敲門，門外的人自稱是快遞公司員工前來送貨。王某將門打開后，這名敲門的男子立刻搶進屋內。王某這時才發現，這人是他女友的前夫安毅。安毅與前妻離婚后，一直想要復婚，而王某則成了安毅和前妻復婚的最大障礙。幾言不和，雙方立刻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這時，安毅從褲兜里掏出了預先準備好的刀，向王某的肚子上扎了兩三刀。王某被扎后跪在地上，安毅又向王某脖子上扎了一刀，王某當場死亡。2009年7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安毅死刑。
王某及其女友從未將住址透露給安某，安毅之所以能在茫茫人海中鎖定被害人王某住所，電信運營公司與目前社會上的一些“調查公司”在其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據安毅供述，2008年1月安毅與前妻離婚后，他一直想和前妻復婚卻沒有得到前妻回應。安毅開始懷疑前妻已有男友，于是查詢了前妻手機清單，發現一個號碼經常出現；安毅又通過查通話清單，發現每周末都有一部座機經常與前妻聯系。但安毅無法再查到更為詳細的信息，無法確認王某的住址、長相等個人信息。
于是，安毅在網上找到了一家偵探公司———北京神州浩天商務調查有限公司，要求其幫忙調查王某的家庭住址和相貌。該調查公司的員工李某，找到了某電信運營公司的“內線”，查到了王某的通話記錄和基本信息，隨后李某將跟蹤器安裝在了王某的汽車上，最終順利地查到了王某的家庭住址，并拍攝了王某的照片，將這些信息賣給了安某。安某掌握了王某的信息和日常行動后，在2008年9月的一個周末攜刀前往王某家中，將王某殺害。
隨著血案的發生，案件中調查公司起到的作用引起了司法機關的重視。北京市公安局對該案中涉案調查公司犯罪嫌疑人張榮浩等19人進行立案偵查。經偵查發現犯罪嫌疑人張榮浩自2004年7月至2008年4月間，在北京市西城區注冊了北京東方亨特商務調查中心等5家調查公司；其兄犯罪嫌疑人張榮濤于2006年5月12日成立了北京市都市獵鷹商務調查有限公司。以上六家調查公司的經營范圍應為：市場調查、信息咨詢。但五家公司實際均從事婚姻調查、調取他人手機信息、銀行信息、戶籍信息和追逃債務等業務。在以上公司非法經營期間，這些公司接受了大量的“調查業務”，獲取了巨額的非法利益的同時，也將大量的公民信息泄露了出去。
據犯罪嫌疑人張榮濤交代，其經營的找人業務、查找戶籍是通過通話記錄找人，大概有上百起，犯罪嫌疑人張榮浩等人也交代了他們利用移動、聯通、網通工作人員非法查詢公民個人通訊記錄和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事實。從2004年7月直至案發，犯罪嫌疑人所經營的“調查公司”與電信運營公司內部人員泄露了大量公民個人信息，嚴重危害了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
案例二
多家電信“內鬼”出賣個人信息
北京市朝陽區法院近日審理了一起“私家偵探”敲詐勒索案，根據檢方指控，這些“私家偵探”非法獲取的許多個人信息，竟然源自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等電信運營企業的員工。
張榮浩、張榮濤兄弟于2004年至2007年間在北京注冊成立了東方亨特商務調查中心等5家調查公司，他們利用非法獲取的個人信息，從事討債業務和婚姻調查等活動。據張氏兄弟交代，他們獲取的許多個人信息，都來源于電信運營企業的員工，從而使電信“內鬼”首次暴露出來。
28歲的張寧事發前為中國移動北京公司客戶服務中心亦莊區域中心員工，負責對公司接線所用電腦的維修及日常維護工作。從2008年初至2008年10月被捕，張寧幫助一個叫林濤的男子修改過100多個全球通手機號的客服密碼，并提供了幾十名機主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號、住址、聯系電話等。后者將這些個人信息出售，并經層層轉手，最后落入“私家偵探”手中。
據張寧透露，通過內部系統進行用戶客服密碼修改不需要知道原密碼，修改之后原密碼即作廢，這種操作非常簡單，只要有這項權限，輸入手機號點擊變更就可以改。每次他都是在客服大廳隨便找一臺客服用的電腦，對密碼進行修改。張寧說，應林濤的要求，他將偷改 后 的 客 服 密 碼 全 部 設 置 為6個“0”，有了密碼就可以隨意查詢機主的通話記錄。
張寧修改密碼后的信息由林濤轉給一名叫李磊的男子，再轉到張榮濤手中，并在調查公司之間流轉。其中，林濤和李磊均曾在中國移動工作。
另一名“內鬼”唐納宇事發前在中國聯通北京分公司工作，主要從事網絡設備維護。2008年6月，一個叫盧哲新的朋友打電話給他，問能否調閱手機用戶的詳細通話單，唐納宇表示沒問題。每次盧哲新告訴他需要查詢的手機號碼，然后唐納宇就利用工作之便，到公司機房調出該手機的通話詳單，再通過電子郵件發給盧哲新。
唐納宇說，他的朋友盧哲新找他幫忙調閱手機用戶的詳細通話單時，明確表示每次幫忙后會給他一筆辛苦費，費用為100元到200元不等。唐納宇總共向盧哲新提供了100多個電話的信息清單，獲利2萬余元。而盧哲新把這些電話信息以每個300元到400元的價格賣給“調查公司”
唐納宇說，在他發給盧哲新的手機通話詳單中，可以看到通話的開始時間、結束時間、通話時長，主叫號碼、被叫號碼、業務類型(語音或短信)、通話的位置。
第三名“內鬼”吳曉晨是原中國網通公司員工。根據網通提供的材料顯示，吳曉晨在網通工作期間擔任客戶代表，主要對所分管的客戶進行走訪、維系，完成發展客戶的任務。據吳曉晨交代，2005年4月份他結識了張榮浩，后來張榮浩找到他，讓其幫助查網通座機電話號的信息。此后，吳曉晨通過張榮浩還認識了他的哥哥張榮濤，于是他也給張榮濤提供網通電話的信息記錄。
吳曉晨從2007年4月開始幫張榮浩查網通電話信息，每次查好后他就通過 電 子 郵 件 或 者 直 接 送 到 張 榮 浩 的 公司，按照每單100元賣給對方。一直到2008年6月，吳曉晨從張榮浩處共獲利1萬多元。
認識張榮濤后，吳曉晨一邊為其提供原中國網通用戶的個人信息，一邊從張榮濤那里購買中國移動用戶的個人信息，每條信息價格從800元到1000元不等。然后他再以每個信息加價50元到100元，賣給另一個經營“調查公司”的戴某。吳曉晨從張榮濤處購買的中國移動通話記錄正是林濤、李磊提供的，這兩人通過向張榮濤出售移動用戶信息分別獲利2萬余元。
吳曉晨表示，他還曾經從盧哲新那里買過聯通用戶的信息，每條信息平均500元左右，然后再轉賣給一個叫“王姐”的人。通過倒賣這些個人信息，吳曉晨共獲利四五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