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不開的學術獨立與大學行政化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錢學森之問”刺痛著中國的教育現狀，而“行政化”的高校管理體制無疑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去行政化”一直是國內高校的共同努力，但行政權和學術權并未真正分離。大學的管理人員官員化，大學用行政的思維和手段解決學術和教育問題。高
校考核教師越來越像考核 GDP：科研論文多少篇、科研經費多少萬元、科研項目級別多高……整個環節統一管理、統一標準，卻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學術自由和學術精神自由。美國芝加哥大學有句名言“明辨之路是爭論，而非順從”。行政化使大學多了順從的奴性，扼殺了大學的自由精神與創造性。
對于大學，行政要為教學、科研服務，而不是管理，更不是管頭管腳。“我們的學校都是靠行政權力治校，下級服從上級。教授沒有話語權，只能去迎合權力，或者主動去做官。于是產生了大學不去競爭學術好，而是崇尚權力大、地位高的校園文化。在這種氛圍中，學術就萎縮了。”原中科大校長、現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曾一語戳破高校“行政化”的弊病。行政思維主導著大學，大學所真正需要具備的精神和本質日趨沒落。
“領導退席”曾引起熱議。不少人認為，這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大步。也有人提出，校領導中有相當一部分學術水平完全夠格的人選，“一刀切”有矯枉過正、浪費人才的危險。
“一所大學如果沒有學術，那大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同樣，一所大學不以育人為本，那么大學也沒有存在的價值。學術既不需要行政來干涉，也不需要民主來決策，因為學術不是依靠行政領導發布指令來進行管理的，學術也不是靠少數服從多數來實現發展目標的。一所大學的學術必須保持獨立，思想必須保持自由。這樣，一所大學才能有發展的前景。”楊玉良說。
作為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耶魯大學是美國“教授治校”的典型，“耶魯教授做主”成為它的最大特色。耶魯設立文理科教授會，而且耶魯的每個學院都有教授會。教授會有權制定學院的教育政策，開展教學、科研活動工作，監督大學政策的貫徹與執行，向院長推薦系主任人選。
教授治校的傳統使耶魯形成了學術自主、中立、自由的良好風氣。在耶魯，教授就是學校的主人，既是管理者，也是教學者、研究者。這種教授治校的傳統使耶魯沒有龐大的脫離教學的行政人員隊伍，也沒有專門的行政大樓。
“我們是選出來的，就要盡職盡責。”在聞玉梅看來，作為學術委員會的委員，就要有三個“觀”：“一是良好的道德觀，特別是科學道德觀。二是全面觀。現在的教授都喜歡把自己的專業說得非常重要，好搶錢、搶人、搶地方，這樣沒辦法把事情做好。第三要有可持續發展觀，考慮問題要有前瞻性。不是說我這一任做三年，要做出什么成績來，而是應該推動整個學校、整個中國的進步和可持續發展。對學校，對全體的師生員工，你的責任是長期的。”
求解“教授治校”的過程將更復雜
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權力交給誰，而是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機制。
大學自治、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是西方現代大學管理的三項基本原則。法律確認的大學自治是最基本的前提。沒有大學自治，就談不上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但是，在中國實行“教授治校”的難度非常大。如果說“行政與教學分離”是擺在中國高等教育面前的方程式，那么求解的過程將更加復雜。
在各類行政部門主導大學治理的環境下，學術委員會成為捍衛學術自由的一座新的堅固的堡壘。復旦新的學術委員會章程強調學術的職權要與行政權力區分開來，給教授更多自主權。新的學術委員會運行時間還不長，“領導退席”之后的效果如何還難下定論。但委員們已經互相約好，開會時一律互稱“老師”，什么“院士”、“院長”、“所長”、“主任”之類的稱呼都不提。第一次開會時合影留念，大家站的位子也不是按資歷高低誰居中、誰站第一排，愛站哪兒站哪兒。時任黨委書記秦紹德站在第二排的最左邊，校長楊玉良站在最后一排的右邊第二個。事后，有委員表示，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雖然都是小細節，卻有利于形成更加自由、民主的氛圍，這是解方程的第一步。
復旦大學還試圖將這個方程解得更透徹一點。今年初，楊玉良在一次媒體見面會上透露復旦正在制定被稱為“復旦憲法”的大學章程，劃分和限定各種權力，包括校長的權力，摒除行政權力對教育的過度干預。
大學章程要解決的遠不止是學校內部治理問題，還應包括界定學校與政府(財權、人事權)、學校和社會的關系等重要內容，這些都迫在眉睫。目前，包括復旦在內的26所高校已經被列為教育部建設大學章程的試點。如何通過程序處理好學術民主和學術自由的關系，更好地發揮作用；如何在制度設計上打破由傳統的學科劃分帶來的功能上的分割，實現學科的交叉和融合。對于這些重大問題，學術委員會的委員們正在摸索中，因為“沒有先例可循”。
我國一批高校要實現“教授治校”、“教育家辦學”，都面臨著傳統管理體制的強大慣性和障礙。盡管雄關漫道，但學術委員會、大學章程等改革都必將為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方程式提供有價值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