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失靈：上海校服采購制度調查

　　過去20年間，上海的校服供應經歷了三輪制度變革。而最新的毒校服事件表明，在20年的搖擺中，無論是行政壟斷還是市場競爭機制，似乎都在校服質量保障的問題上雙雙失靈。

　　陳承；李芃

　　上海開學首日爆出的問題校服事件在繼續發酵。

　　20日的最新進展是，浦東區教育部門已布置21所相關學校暫停使用包含有毒物質的校服，涉事的歐霞公司庫存的全部20批次371卷服裝原料被強制封存，庫存所有成衣也同時被抽樣查驗。

　　此前，今年2月7日，上海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公布2012年上海市學生服產品質量監督抽查結果，顯示當次抽查的產品合格率僅為72.7%。在不合格產品中，一款來自上海歐霞時裝有限公司的校服產品，被檢出致癌物質。

　　而這家歐霞公司，在2009年和2011年就曾被檢測出其生產的學生服夏裝的PH值不合格。2012年2月該公司又因其“OUXIA”牌學生服夏裝和春秋裝“使用說明”不合格被曝光。

　　屢上黑榜的企業，何以還能持續多年接到校服訂單？這一核心問題將上海的校服采購供應制度推到了備受質疑的風口浪尖。

　　“在調查上海歐霞時裝有限公司存在問題的過程中，有關部門發現在實際工作中存在著監管不嚴、職責不明等問題。”上海市新聞辦在19日表示，在當前各校自行采購校服的“大分散”格局下，將研究區縣和學校相結合的相對集中采購模式。

　　在過去的20年間，從各校“大分散”自主訂購校服，到市教委行政統一供應，再到“大分散”，上海的校服供應市場經歷了三輪制度變革。而上海市新聞辦的最新表態，間接宣告第三輪制度模式的失敗。

　　20年的搖擺中，行政壟斷和市場機制，似乎在上海校服質量保障的問題上雙雙失靈。隨著“毒校服”事件的發酵，校服供應模式將不得不面臨新一次的改變。

　　爭議48號文

　　對于80后上海人來說，由上海健生文教用品有限公司(下簡稱“健身文教”)生產的校服，一度是他們在中小學就讀階段的“集體回憶”。彼時，這個由上海市教委及各區縣21家教育產業共同投資組建的股份制國資企業下屬子公司，一度占有上海市內校服市場90%以上的份額，如今，這一數字跌落到不足15%。

　　而伴隨著健生牌校服占有率的急劇變化，其背后正是一場有關校服市場供應模式的搖擺。

　　健生文教的母公司上海健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健生實業”)成立于1998年。就在這一年，上海市教委下發的48號文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一舉奠定了健生文教在上海校服市場的壟斷地位。

　　上述文件稱，全市將采取統一設計、生產、訂購學生服的模式，而擁有教委和各區縣教育系統投資背景的健生實業，毫無懸念地成為今后數年中校服供應的壟斷企業。

　　“作為國有企業，即便校服產品利潤很薄，我們在產品質量方面真的不敢有任何馬虎，” 健生文教總經理程根方對本報記者回憶，“而在48號文出臺前，上海的校服市場與現在類似，都由各學校自主選擇，校服質量難免良莠不齊。”

　　48號文出臺后，健生牌校服的黃金時代持續了8年。但在此期間，輿論對上海統一設計、生產、訂購學生服的模式進行了多次質疑——“健生牌校服美觀度較差，學生穿著后難以體現朝氣”是一大原因；更重要的是，輿論質疑上海市教委通過行政手段干預校服供應市場的合法性。

　　面臨巨大輿論質疑的上海市教委，終于在2005年將統一模式否定。當年，上海市物價局在與市教委協調下，下發《關于本市2005學年學生服價格的復函》，這一文件取代8年前的教委48號文，成為目前各學校自主采購校服的行政依據。

　　這意味著上海校服供應模式的一次大更替。最具指標意義的是，行政干預色彩濃厚的健生牌校服，從90%的市占率頂峰一路走低，直至目前僅不到15%。

　　比人脈比成本控制

　　但《關于本市2005學年學生服價格的復函》僅在規定校服訂購套數及價格方面對學校的校服采購進行規范，未對校服企業的資質等方面進行規定，而是全部“放權”給學校。

　　位于上海浦東新區的高行中學，是本次被爆從歐霞公司采購校服的21所浦東中小學校之一。該校瞿姓副校長在接受上海媒體采訪時承認，在長達4年的合作時間里，校方從未要求歐霞方面檢驗過校服質量，甚至連其連續三年登上質檢“黑名單”一事，也是自“毒校服”事件爆發后才獲知。

　　“歐霞公司是自行上門向校方推銷學生服的，而在了解到周邊學校多采用該公司產品、且對其提供的款式也滿意后，我們就下了訂單，”上述瞿姓副校長當時稱，“考慮到很多學校都購買該公司產品，我們覺得歐霞應該是教育部門認可的。”

　　此外，同樣選擇歐霞校服的兩所中小學校負責人士，也分別對媒體表示，“主要由附近的幾所學校推薦，才向歐霞訂購校服”。

　　與健生實業依靠行政命令獨享校服市場的年代不同，2005年校服供應模式更替后，民企大規模涌入上海校服市場，“拼人脈”是不具備行政壟斷能力民企的選擇：據上海當地媒體報道，歐霞法定代表人王龍珠，在下海經商前曾在浦東新區川沙實驗小學工作。

　　程根方則坦言，除了拼人脈，民營企業在管理和成本控制方面的靈活性，也遠優于作為國企的健生文教。

　　上述2005年由上海市物價局的文件規定，中小學校服春夏裝最高150元，冬裝最高200元。“按照這一指導價格，目前我們還能維持。但與以前薄利多銷相比，現在市場份額的急劇縮小使得校服產品一直處于微利狀態。”程根方透露。

　　“我們以前都會額外撥款將進貨面料先送到檢測機構進行檢查，合格了才會用來做校服，以保證校服的質量，”程根方至今仍對健生牌校服的興衰感慨良多，“而在質監部門的抽查中，歷年來都沒有發現我們產品的質量問題。”

　　他依然有些懷念行政命令統一下的校服采購。“上海校服行業潛在的威脅很早就存在了，”程根方對本報記者稱，“而被上海棄用的行政統一校服生產企業的模式，如今在海南、北京等省市卻已‘開花結果’。”

　　未來的選項

　　不過，在此次“毒校服”事件發生后，從目前“大分散”模式再度重回行政命令統一供應模式的可能性，也已不存在。上海市新聞辦在2月19日稱，將“研究區縣和學校相結合的相對集中采購模式”、“建立‘黑名單’制度并予以公布”，顯示進入上海校服市場的各服裝企業，仍有機會留在校服市場。

　　事實上，在2005年打破獨家壟斷，校服采購權分散下放后，行政干預的力量并未從上海校服市場上消失。

　　普陀區教育局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分散采購后，有的區仍然匡定一批校服企業，學校只能在這個范圍內選擇。如果學校想超出范圍自行采購，則需要申請。

　　上海市教委一家直屬單位的知情人士則告訴本報，校服定制權下放后，名義上由各學校分散采購，但一般而言，區教育行政部門會框定一個名單讓學校自行選擇。

　　行政干預力量較為突出的，是地處上海遠郊的奉賢區。該區仍然保留著指定校服供應商的制度。

　　這一制度的核心操作部門，是奉賢區教育保障服務中心。公開資料顯示，該中心是區教育局下屬的事業單位，2005年4月由原區教育保障服務中心與區教育技術裝備站整合成立的。其職能之一是負責審核為區屬學校供應校服的企業的資質。

　　該中心的機構法定代表人邱其龍告訴本報記者，區屬學校的校服定制企業是由該中心指定的。并且這一過程并未經過公開招標，而是根據歷史合作情況采用了審批制。

　　邱其龍介紹說，該區原來有3家定點校服定制企業，后來淘汰了一家，目前剩下分別名為“奉健”和“僑安”的兩家民營校服企業，產品質量均通過了有關部門的認定。

　　奉賢區教育保障服務中心黨委書記唐云樓介紹稱，該中心每年主抓兩家具有校服供應資質企業的質量，而區內各中小學則自主在兩家企業中選擇供應商，與之簽訂合同，并向中心報備。”

　　“每年訂購校服的區內學校共有100多家，在兩家企業發貨前，都會將樣品送到檢測部門，并將檢測報告送交中心。”唐云樓說。

　　奉賢的模式會不會成為“毒校服”事件后，上海市新聞辦承諾改進校服供應模式的選項之一？至截稿時，上海市教委仍未對本報記者希望其評價奉賢模式的采訪請求作出回復。

　　并且，在部分輿論界人士看來，這種以行政力量指定校服供應商的模式，只是將可能滋生腐敗的環節從學校移到了指定者手中。“在封閉、不透明的對指定企業的選擇過程中，人情因素關系很大。”前述上海市教委一家直屬單位的知情人士評價說。

　　本報記者2月20日瀏覽奉賢區教育保障服務中心網站，未見任何有關此次毒校服事件的信息，也沒有相關的招標采購信息或是行政審批事項，“工作動態”欄目的最近更新停留于2012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