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全國兩會與汽車相關的話題超越了行業本身，比如多個大城市遭遇的霧霾天氣，涉及到汽車排放乃至我國整個能源結構問題；公車改革與政府采購體系變革關聯緊密，城市限牌則可能影響到幾乎所有大城市居民的出行，油價調整問題則與全國上億的駕駛員利益緊密相關。 兩會與汽車業本身發展方向的探討也有不少，這些話題包括新能源汽車發展、車內空氣質量標準的提高以及民族自主品牌研發等。
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可能吸引政府決策者關注，還有望引發整個社會持續的探討；各方共同努力之下，種種不和諧因素必然會逐步得到改善，一個真正文明的汽車社會一定會加速到來。
步入3月，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吸引了各方眼球。歷年兩會都是國家精英們參政議政的地方，而汽車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之一，也一直都是兩會委員們關注的熱點行業。自2009年以來國內汽車保有量快速增長，我國逐漸步入汽車社會，汽車業由此與整個社會有了更加緊密的聯系。 可以看出，2013年的全國兩會，與汽車相關的話題早已超越了行業本身，比如多個大城市遭遇的霧霾天氣，涉及到汽車排放乃至我國整個能源結構問題；公車改革與政府采購體系變革關聯緊密，城市限牌則可能影響到幾乎所有大城市居民的出行，油價調整問題則與全國上億的駕駛員利益緊密相關。我們同時看到，與汽車業本身發展方向的探討也有不少，這些話題包括新能源汽車發展、車內空氣質量標準的提高以及民族自主品牌研發等。
兩會代表們對上述問題的探討，不僅可能吸引政府決策者關注，還有望引發整個社會持續的探討；各方共同努力之下，種種不和諧因素必然會逐步得到改善，一個真正文明的汽車社會一定會加速到來。
熱點1
公車改革持續升溫
每年支出數以千億元計、占到“三公”經費六成以上的公車消費一直是“三公”改革重頭戲，其中關于“車輪上的浪費”的呼聲最高，其公車改革執行落實效果也不斷遭受質疑，繼兩年前將配置標準下調至“雙18”后，有消息稱價格有望下調至16萬元，破冰在即的公車制度改革再次成為全國“兩會”關注的熱點。
國家發改委相關調研報告顯示，公車使用有三個“1/3”：辦公事占1/3、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私用占1/3、司機私用占1/3。湖北政協常委、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說，對于公車的數量和費用，有關部門一直沒有明確的統計。據他初步分析，全國的公車至少在400萬輛以上，平均一輛公車一年公用的費用在10萬元左右，加上私用的費用，一輛車總的費用在15萬-20萬元之間。以15萬來算，400萬輛車一年的費用就是6000億。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監察廳副廳長何建洋說，現在是公車改革非常有利的時機，第一就是中央八項規定出來后，大家充分認識到改革的重要性；第二就是對于公車改革也有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第三就是很多單位包括一些干部對車改接受程度越來越高。至于具體改革措施，何建洋希望國家能出臺統一的政策，具體可以按干部級別進行貨幣補貼的措施。
全國人大代表杜黎明提出，應該建立剛性財政預算約束的公車管理體系，以預算管理實現總量控制；堅持減少配置總量、降低配備標準，并嚴肅查處超標超量配車、擅自配備專車、借用社會車輛等違規行為。
全國政協委員施杰說，在當前的破題階段，中央的決心要更大一些，態度要更堅決一些，同時要更廣泛地調動社會監督力量，形成中央和基層“兩頭擠壓”的倒逼之勢。在其中，尤其要明確領導責任，所在單位出現公車違規要追究領導責任，從領導抓起，從領導落實。“社會監督、日常管理、財務審計和考核問責要形成一整套制度體系，固化下來形成長效機制，真正跳出‘喊一陣、改一陣’的應景式改革。”
熱點2
汽車污染如何走出霧霾？
今年兩會期間，恰逢國內空氣污染大爆發，從東北到西北，從華北到中部乃至黃淮、江南地區，近七分之一國土面積被灰霾籠罩，尤其京津冀地區污染最嚴重，PM 2.5值一度達到950微克/立方米。嚴峻的空氣污染成為兩會熱點話題。來自全國各地的汽車業兩會代表們也有著各自的看法。
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和沃爾沃汽車雙料董事長李書福的第一提案就是提出盡快推動我國大氣污染防治立法。
李書福認為，治理大氣污染，是轉型期的中國必須要長期面對的全局性問題，有必要在全國層面出臺“大氣污染防治法”，明確政府、企業、個人等各方在大氣治污中的責任。只有有了明確的法律，大氣污染整治才能更有章可循，才能真正促進我國整治大氣污染目標的實現。
與此同時，針對惡劣霧霾天氣對交通和駕車出行造成的嚴重阻礙和健康隱患，李書福也呼吁中國政府相關部門提高汽車車內空氣質量標準，用法律法規為汽車用戶的生命健康保駕護航。
“對于車內環境污染，世界衛生組織已明確將其與高血壓、艾滋病等共同列為人類健康的十大威脅之一。”李書福說，目前中國正在執行的《乘用車內空氣質量評價指南》并非強制性法規，而且只規定了車內空氣中8種常見的揮發性有機物濃度的設定限值，對于外部空氣循環過濾進入汽車車內等其他技術環節，并未作規定和要求。
李書福表示，如果汽車不能過濾PM2.5顆粒，同時汽車本身又存在甲醛等污染問題，在這樣的雙重污染之下，車內空氣污染危害可能比車外更加嚴重。基于此，李書福建議將原推薦標準提升為國家強制標準。他提出的具體措施包括：首先，由國家環保部、質檢總局牽頭建立權威的乘用車內空氣質量檢測和發布機構，像中國新車評價規程(C -N C A P)那樣，定期對市場上的新車空氣質量進行抽檢、發布，給予消費者系統、客觀的車內空氣質量信息，使消費者真正對車內空氣污染有知情權。
“其次，各地的檢測機構必須要求通過相關資質認證，能夠出具國家認可和有法律效力的檢測報告。”李書福說，應該盡快將《乘用車內空氣質量評價指南》升級到國家強制性標準。李書福強調，最后應建立健全以預防為主的國家環境與健康政策法規，重點抓監測與防范，實現源頭控制，解決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突出污染問題，以確保環境和百姓健康得到有效保護。
熱點3
城市限牌潮還將蔓延？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目前我國城鎮居民每百戶擁有家用汽車21.5輛，比2007年增加15.5輛。而早些時候，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汽車社會發展報告2012-2013》披露，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私人汽車擁有量將破億，未來10年左右每百戶汽車擁有量將達到或接近60輛。
如果數字還顯抽象的話，對于汽車保有量增加帶來的影響，更為直觀的便是，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為應對急劇增長的汽車給城市帶來的擁堵、污染等矛盾，紛紛采取限牌、限行、加速提升機動車排放標準要求的行政手段。關于“限牌俱樂部”進一步擴大的話題從未降溫。
不過，兩會上來自高層的聲音也讓“限牌來了”的傳言得以澄清。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指出，解決交通難題不能老是靠限行、搖號，“這些都不是治本之策。”
因此，解決汽車與社會和諧發展的問題，也成為兩會中關注的熱點。全國人大代表、長城汽車總裁王鳳英建議，從頂層設計出發，提早全面規劃汽車社會綜合治理舉措。其中，中央政府層面，在制定與汽車有關的政策時應以汽車社會為出發點，建議政府注重汽車產業政策與汽車社會政策的兼容性，以實現兼顧產業發展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在頂層制度方面明確今后10到20年中國汽車產業發展和汽車社會建設的方向。
而在地方政府層面，在推進城鎮化建設中，圍繞需求進行前瞻性、科學性、綜合性規劃，尤其注重將交通戰略和運輸規劃納入規劃中，實現城市發展與交通的協調發展。
在相對具體的層面，汽車分析師張志勇表示，“今天中國的交通擁堵問題，更需要城市管理者擁有系統化的思維方式，尋找交通擁堵的根本原因，這樣才能找到解決的根本辦法”。他強調要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需要將治理交通擁堵的政策重點從限購轉向限用，并且大力發展公共交通。
熱點4
油價調整走向何方？
就在兩會召開前夕，2月24日發改委宣布從25日零時起，國內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提高300元和290元。然而，人們發現，這次調價是發生在國際原油價格呈下行趨勢之際，而更重要的是，同一天，我國臺灣省宣布油價下調。于是，在很多消費者看來，國內油價“逆市上漲”。于是，關于油價及其定價價值，也成為兩會期間關注的熱點。
全國人大代表、中海石油煉化有限公司技術中心經理苑少軍表示，目前成品油價格承載了多個稅種，且存在重復計稅的問題，建議重新測算并適度調整，一升成品油至少可“減負”0 .17元。
事實上，就在兩會期間，中國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終于有了更準確的信號。3月6日，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上表示，油價的上漲有生產成本提高的成分，也有供求關系改變所引發的價格變動，也包括地緣政治造成的影響以及一些游資炒作的因素。
同時，張平還就目前油價定價機制的缺陷進行了闡述，并透露目前國家發改委正在研究油價形成機制的改革方案，針對油價形成機制的兩個突出缺陷，未來改革后將計劃把油價調整周期調得更短一些，以使得能夠適應國際油價頻繁變動。另外還準備通過改革方案，取消4 %的浮動標準，按照一定的周期，不管達沒達到4 %，油價該升就升、該降就降，使油價定價機制更加靈活，更加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動。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油價定價機制的改革，國內兩大國有石油公司高層均表示歡迎。業內人士則認為，機制改革后國內將迎來更頻繁調價，或給國內市場和CPI帶來沖擊，為此應及時出臺各種配套及保障措施。
對此，中宇資訊分析師高承莎認為，一旦新機制實施，中石化和中石油連續幾年煉油板塊虧損的問題可能也將有所保障，“新政更能消除在煉油虧損狀態下，‘石化雙雄’銷售心態的消極性，也將在國內成品油國三升國四的關鍵時期，給主營單位盈利板塊注入強心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