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中國醫改新方案已經實施了一年多。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正式出臺。《意見》勾勒了中國醫改到2020年的改革方向和框架，其中最大的亮點是提出“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的改革基本原則，“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新醫改第一年政府投入即達3900億，超額完成“三年8500億”的任務。然而恰恰是在一周年之際，暴利1300%乃至2000%的天價藥品頻現，新醫改最想解決的“看病難、看病貴”的頑疾并沒有得到有效緩解。
為什么以“回歸公益、推行醫保”為主題的新醫改方案仍然難以破解困局？帶著種種疑問，記者專程采訪了新醫改第八套方案的執筆人、中國人民大學醫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王虎峰同時具有醫學、法學和經濟學的背景，并曾在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門工作過。在2006至2009年中國醫改方案醞釀過程中，王虎峰通過提交建議方案、發表專著和學術文章等方式，最早提出了中國新一輪醫改政策分析框架。
在人民大學求是樓的教室里，王虎峰詳盡地講述了他對中國新醫改的理解，以及對于新醫改的憂慮和期望。對于藥品的價格問題，王虎峰說：“我一貫主張是將藥品生產流通體制的改革同醫療制度的改革結合起來，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把從上游到下游的整個環節理順。如果我們單獨就某幾類藥品進行價格調整，或單獨就某一個環節進行調整，就很難奏效。”
B=《外灘畫報》
W=王虎峰
中國醫改不僅缺錢，更缺制度、規則
B：我們現在的醫改正處于一個什么階段？
W：實際上，從2006年開始醞釀，到2009年三四月份出臺的新醫改方案，比以往任何一輪醫療改革都有巨大的進步和不同。雖然很多人對醫改抱有懷疑的態度，但是我們中的很多人，實際上已經身在新醫改風暴之中。換句話說，已經受到新的醫改方案的影響。比方說，我們前幾十年的醫療改革，基本上都是沿用城鄉分割的模式。再怎么改，農村的人也不可能和城里的人在一個政策、一個方案中體現，享受同等的機會。但是這一次，我們很明確，把城鄉放在一起，提出“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B：有了目標，我們該怎么去實現？
W：在實現的過程中，很多人以為中國醫改就是缺錢。有了錢，這事兒就好辦。但我一直認為，醫改不僅缺錢，同時也缺制度規則。如果有了錢，醫改這事就能解決，那我們就把醫改看得太簡單了。整個醫療服務體系、醫院的體制改革、醫生的績效管理考核和薪酬確定包括一些醫療機構的運作模式的改變等問題，都絕非政府說改或者領導表個態，短期內就能改變的。
B：作為醫改第八套方案的執筆人，在新一輪醫改實施過程中，你們的團隊在關注哪些問題？
W：最近我一直在關注公立醫院改革，其中我特別關注公立醫院績效管理。要把醫院的改革、發展和管理很好地貫穿起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抓手就是績效管理；績效管理抓得好，不僅能解決管理問題，還能促進改革。也就是說，醫院需要把改革政策貫穿到績效的考核中，并且要把很多改革目標納入績效考核中，只有這樣才能推動醫院的改革。否則的話，上面的改革政策，由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到醫生這個地方就卡殼了。如果這樣，我們再多的醫改政策也很難傳導到患者那里去，因為患者所接觸的服務都是通過醫生的手、醫生的筆來獲得的。所以我說績效管理是一個重中之重，也是一個杠桿，也是我們整個國家醫改接力棒的最后一棒。下一階段隨著政策陸續出臺，能不能跑好，最后就靠醫生們了。
醫療行業的氣球效應
B：現在比較熱門的一個話題，就是藥價虛高。你覺得我們應該怎樣來控制藥品的價格？
W：我在幾年前就說過，太多的問題都反映在藥品價格上，而單純的管制或者調控藥品價格解決不了太多問題。因為藥品價格同生產、流通、使用者幾個環節都是密切相關的，所以我一貫主張：應該統籌進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和醫療制度的改革，這樣才有可能把從上游到下游，一直到使用環節整個理順、打通。如果單獨就某幾類藥品進行價格調整，或單獨就某一個環節進行調整，很難奏效。
大家都知道，藥品從生產、流通到使用環節，這個機制、利益分配是連通的、是游走的，你很難僅僅就某一個環節解決整個產業鏈的問題。以前我提到一個“氣球效應”，怎么理解？現在醫院的“以藥養醫”，或者說藥品收入結構、總量就是這么大，我們想改變它，我們從某一個點擠壓它，結果是什么？就是問題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因為它是連通的，你別看我擠壓這一點，這一點下去了，其實它是跑到其他地方去了，我們整個盤子——醫院收入這一塊并沒有變化。這就是為什么你降了很多價，但是老百姓沒有感覺到？這是個氣球，你從這邊擠，它從那邊冒，實際上，它又膨脹起來了。所以未來我們還是要將生產流通和使用環節統籌考慮，才可能真正走上一個可持續、促進良性競爭的機制。
藥品價格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藥品價格涉及到方方面面。我還是那句話，太多的問題反映在價格上，但是僅靠價格又解決不了這么多問題。
B：這個機制應該是由政府還是由第三方來提供這樣一個平臺？
W：我說這個機制，主要是從大的方面來講，我們要從產業政策方面加以引導、規范，但這并不是意味著政府直接包辦此事。我們建議設立一個標桿，哪類企業應該怎么做，我才去鼓勵你、規范你，我們一定要給企業一個很強的信號，并且把生產、流通、使用這些環節統一起來，只有這個信號非常明確，市場才會在你的指揮棒下來調整。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說堵疏結合，所謂堵疏結合，我們要承認市場里有很多好的企業，它想做大做強，它想規范，它想良性競爭，那么我們一定要讓這些企業勝出。所謂堵這一塊是說，確實有些醫藥企業靠一些不規范的東西去操作，那些東西我們要堵住。只有堵疏結合才能真正實現優勝劣汰，否則我們一味去擠壓，并不能達到優勝劣汰的效果。如果政府信號不明確，市場信號失真，那么最終損失的肯定是消費者。
B：你曾表示國家新增財力既要補需方(病人)，也要補供方(公立醫院)，這種看似平衡的做法就能保證公立醫院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國家究竟怎樣做才能讓公立醫院既發揮它的“公益性”，又保持它的競爭意識，提高自身的服務和業務水平？
W：這幾年，補供方還是補需方的問題一直是我們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我一直不變的觀點就是，供方和需方要兼顧，而國家新的醫改方案也是這樣確定的。
首先，為什么需方(參保者)應該補呢？有人說，我們補需方的目的是想讓保險機構代表我們參保人，形成集團購買力，然后集團購買力和醫院談判，通過談判來壓低它的服務價格，來制約它。我覺得，這個從理論上行得通，但現實是不可能實現的。原因何在？我們現在的醫療機構是政府部門的附屬機構，換句話說，它不是市場主體，沒有辦法像國外那種完全的市場主體那樣，在平等的環境中，通過談判來互相施加壓力。中國還沒有形成這樣一個環境，形成成熟的談判機制，所以我們不可能寄希望于這種不存在的機制去解決一個現實的問題。
之所以補需方，真正的原因是，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中國參保的或者說得到較好醫療保障待遇的都是有正式工作的、收入高的那類人。恰恰是那些沒有固定收入或者說沒有工作的城鄉居民，他們沒有保險。通過補助他們參保，這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給他們提供基本的保障，以達到在醫療保障上基本的公平，這一點是通過其他渠道很難實現的。換句話說，只有通過政府支持他們參保這種形式，才能實現人人有醫保；而通過人人有醫保，才能實現人人有一個基本的醫療保障。我覺得，這是中國短期內可以實現的。
B：那為什么還要補供方呢？
W：我一直堅持要補供方，要給非營利性的醫療機構補錢。它們的基本建設費用、設備費用，還有它們提供一些公共服務項目的費用，都應該由政府提供補貼。有人質疑，你主張給醫療機構補錢，那會不會補了錢，它們就沒有效率了？我認為，因為這些機構從發起設立到運行原則，我們都給它們定下了“非營利機構”的標簽，那么這些機構就應該提供有別于其他類型醫療機構的、在市場上可以購買的那些服務，即相對低廉、相對更多考慮社會公益、安全有效便捷的服務。注意，低廉不等同于低質，不等同于不安全。
天下沒有免費的醫療
B：你接受采訪時，提出民營資本運作的一些私立醫院，也應該保持它的公益性。你覺得民營醫院在這次醫改中，它們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么樣的？
W：首先澄清一點，那家媒體的文章是對我觀點的扭曲和誤讀。我上次接受采訪時說，中國的非營利醫療機構應該有兩類：一類是國家投資發起的公立醫院，還有一類可以是個人設立的，但它按照非營利模式運作。形象地講，它實際上類似于一種慈善行為，由個人捐資建立一家醫院；捐助者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將之作為一種回報社會的慈善行為。我認為這是特別值得提倡的，是特別要去鼓勵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愿意承擔社會責任，愿意做一些慈善工作。而現在我們對于一些個人設立這種非營利醫療機構重視不夠，以至于有人想做這種好事都很難。換句話說，私人設立醫院就必須要營利，必須要賺錢，否則很難獲得國家批準。在美國，這類慈善機構非常多，我們應該學習美國，考慮為那些有社會責任感的慈善家們提供一個出口。不僅是公立的，也包括非公立的，只要是按照非營利模式來設立的，我們就應該一視同仁，政府該給它的稅收政策，該給它的財政支持都不能落下，同時要求它毫無例外地提供公益性服務。
B：你覺得我們應該如何保持公立醫院或者說這些非營利醫療機構的公益性？新醫改應該通過哪些方面來制約同時激勵公立醫療機構，避免再次出現“以藥養醫”？
W：這就是我最初提出來的問題，我們做一項什么樣的制度安排，才能讓我們的公立醫療機構健康地可持續發展，讓做醫療服務工作的人安心工作，讓消費者認為這樣看病費用是合情合理的。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改變我們的績效管理模式，公立醫院不能夠以營利為核心或者以營利為導向，即不能說誰能創收，哪個科室利潤多，誰拿的工資就高。如果這個不改，那我們的公益性就很難實現。現實的情況是，掙錢多的部門總是拿高工資，而另外一些做很多公益工作、創收很少的醫生只能拿低工資。長此以往，那些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自然就萎縮了，沒有人愿意去做了，最后是老百姓的福利受到了損害。
B：你怎么看待國內正在實踐著的醫改模式？比如神木醫改，這種“全民免費醫療”的模式會對新醫改有哪些影響？
W：關于神木，它僅僅是一個縣，它能夠做這件事，本身已經不簡單了。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多投入民生，惠及老百姓，從大方向上講是對的。這一點是要肯定的。
但是，作為一個學者，我要說的是，所謂的免費醫療，在這里有太多誤區：第一，免費醫療是一種通俗的說法，但是很不準確。國際上沒有免費醫療這一種模式，免費醫療也不是一種值得炫耀的模式，大家熟悉的英國NHS，或者叫國民健康服務，我們俗稱它免費醫療，但實際上這個理解本身就是片面的，甚至有太多的誤解。原因是，這種模式的實質不是免費，而是通過完善的家庭醫生守門人制度，對你的醫療需求進行嚴格過濾，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最需要看病的人身上去。在這種模式下，不是說你想看病就看病，而是需要你到醫院去預約，等候往往很長，幾個月也很正常。原因很簡單，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支撐毫無限制的、“立等可取”的醫療服務。其次，這種模式看似看病不花錢，實際上是有了嚴格的控制條件，才能說你不花錢。如果你想不排隊，你想得到更好更快的服務，那就必須自己花錢。除非你是國家元首或者王室成員，或許在一些國家可以享受這種特殊待遇，否則世界上沒有一種醫療模式叫做免費醫療。
說到神木，其實它是在做一個醫療保障的工作，這個醫療保險雖然報銷比例比較大，但它是有分擔比例的。我認為，免費醫療是一個典型的雙方結構，在免費醫療體制下，只有醫院和患者這兩方的，沒有醫療保險的介入。如果有醫療保險的介入，這就不叫免費醫療模式。神木這種模式就是典型的醫患保三方結構，未來中國都會這樣，那就是不斷擴大覆蓋面，不斷地提高保險比例，如此而已。
（責任編輯：侯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