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全現在只能拄著雙拐走路，因為包工頭不肯賠付，他對今后生活毫無信心。

　　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實習記者  李凡

　　年關突發意外  少年郎虎口脫險
　　
　　2009年1月8日，盡管陽光明媚，但不久前剛下過一場雪，寒氣依舊逼人。天津市薊縣候家營鎮玉潤莊村村民周玉慶在為小兒子的事鬧心，完全沒有辦年貨的心思。

　　周玉慶的小兒子周俊全一年前在天津的一家建筑工地打工時，不慎從24樓摔了下來。近一年來，家里墊付醫療費5萬多元。如今債臺高筑，生活十分困難。  

　　周俊全1990年4月2日出生，出事時年僅17歲。一年來他先后在天津第一中心醫院、薊縣人民醫院、北京武警二醫院等地就醫。經過一年的康復治療，雖然左腿的金屬支架還沒有去除，但已經可以拄著雙拐走路了。記者采訪中發現，這是個陽光男孩，在講述自己經歷的時候，一直面露笑容，也許正是這種樂觀向上的精神和本能的求生欲望挽救了他的生命。

　　周俊全初中沒有畢業就輟學在家。2007年11月15日，他來到天津的一家工地打工，工地的包工頭名叫姚明勝，主要承攬電梯安裝工程。由于電梯安裝需要資質，他長期掛靠西北電梯安裝公司，對外宣稱是這家公司的下屬機構。

　　周俊全告訴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來到工地后，姚明勝和西北電梯安裝公司均沒有對他進行任何培訓就直接上崗了，雙方也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按照口頭協議，姚明勝負責他的食宿，每天工資40元。

　　2008年1月30日，恰逢農歷臘月二十三中國傳統的小年，周俊全在天津南開區時代奧城三區26號樓施工。那天他感冒得很嚴重，腦袋有點發暈。吃完午飯后，他找到了帶班長王松，要求請假一下午。王松沒有準假，只是答應下午給他找點輕松的活，讓他繼續上工。

　　中午12點半開工，下午兩點多鐘他和工友紀革明在24樓的電梯間測量導軌支架和墻壁的距離時，發現副軌右側有一根線斷了。周俊全就讓紀革明去取線，接下來他就什么也不記得了。醒來后，他已經躺在了醫院的病床上。

　　據紀革明回憶，他取線回來后，發現周俊全不見了，他向樓下察看時，發現周俊全已摔到地面，手里死死的抓著一樓腳手架上的鐵管。

　　事發當天下午四五點鐘，周俊全的姑夫王作寶接到了項目部經理的電話，項目部經理把周俊全墜樓的消息告訴了他。王作寶迅速來到周家，找到了周俊全的哥哥周俊國，兩人瞞著周俊全的父母匆匆趕到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兩人見到周俊全后全都傻了：周俊全處于半昏迷狀態，左眼紅腫，臉上和頭發上全是血，手上脫了一層皮。叫了半天后，他才費力地睜了一下眼，緊接著又閉上了，一直到了大年三十才脫離生命危險。

　　據主治醫生講，當時患者的傷勢極為嚴重，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根據病情應該進行隔離治療，但是患者身上的傷口太多了，隔離病房內的細菌太多，如果住進隔離病房很可能會引起傷口感染，所以沒有進行隔離。

　　事故發生后，周俊國找了許多位弟弟昔日的工友。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他發現，周俊全和工友們工作的電梯間只有一個井子型的腳手架，每層1.5米，從一樓一直架到頂樓，每層之間沒有防護網，也沒有可供腳踏的平板。工人們干活時雙腳踩在鐵管上，一只手還得抱著鐵管，才能維持平衡。周俊國認為，施工方沒有安裝防護網和腳手架上沒有安裝可供工人作業時腳踏的平板是導致事故的主要原因，責任完全在施工方。

　　父母親傷心過度 平安電話攪了年夜飯

　　周俊全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全家人從小就寵著他。父親周玉慶已經60歲了，患有嚴重的氣管炎，常年都在吃藥。怕弟弟墜樓的消息會影響父親病情，周俊國夫婦一直隱瞞著這件事。

　　事情發生的第二天，老兩口一天沒見到大兒子，又聯想到妹夫王作寶匆匆來到家里的情景，他們意識到可能是在外打工的二兒子出了意外。老兩口聯系了鄰村一位兒子的工友，從他的口中兩位老人得知，自己的二兒子出事了。

　　得知兒子墜樓的消息后，周玉慶臥床不起，董學鳳則天天以淚洗面，眼睛都哭腫了，一連幾天老兩口都沒有吃東西。怕老人一時想不開尋了短見，女兒和兒媳婦輪流守護在父母身邊，就算上廁所她們也盯著。

　　周俊國告訴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弟弟在醫院一連幾天昏迷不醒，隨時有可能喪命，父母每天都打電話想來醫院看弟弟。考慮到此時如果讓父母看到弟弟的病情，他們肯定會更加傷心，無疑會對他們造成新的傷害，所以他千方百計阻撓父母到市區，甚至連弟弟住在哪家醫院都不敢告訴他們。那段時間，愁得他經常在醫院的樓道內流眼淚。弟弟在天津住了14天院，他沒讓父母來醫院一趟。

　　轉眼就要過年了，大年三十早上，村民們都已經開始貼春聯年畫了，有的家門口還掛起了紅燈籠，到處都是喜洋洋的。董學鳳發現周玉慶還鉆在被窩里，由于幾天沒有吃飯，人憔悴了許多，妻子心疼地留下了眼淚。為了勸丈夫吃飯，她費盡了口舌，后來兒媳婦帶著小孫女也過來勸公公。最終，小孫女的眼淚感動了爺爺，周玉慶這才起了床，帶著小孫女去貼春聯。

　　也就是大年三十這一天，醫生告訴周俊國，周俊全已經脫離了危險期，可以和外界聯系了。

　　周俊全撥通了家中的電話，電話的另一端傳來了父母熟悉的聲音，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他心中有一種莫名的興奮。自己雖然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彈，身上的傷口還在隱隱作痛，但他還沒有忘記寬慰自己的父母。

　　當時他在電話中是這么說的：“從24樓摔下來都沒有把我摔死，說明我命大，大難不死必有后福，你們就等著享福吧！”

　　周俊國的妻子告訴記者，小叔子打來電話時，他們全家正準備包中午的餃子。電話掛斷后，老兩口還沒有放下電話就抱在一起哭了起來，結果她只顧勸兩位老人，餃子也沒有包。

　　眼看到了中午，她從小賣部買了幾袋方便面，煮好后公公婆婆都沒有吃，她和女兒一人吃了一小碗。到了晚上，她早早就做好了年夜飯，一連叫了老兩口好幾趟，都沒有過來，她和女兒孤苦伶仃地吃了頓年夜飯。

　　包工頭推諉責任 巨額醫藥費誰來償還

　　周俊全出事后，被送往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出事時，包工頭姚明勝正在成都出差，他派人交納了住院的押金，過了兩三天他本人也從成都趕回天津。在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住院期間的費用，也都是姚明勝交納的。

　　周俊國告訴記者，周俊全剛脫離生命危險，還沒有進行手術，姚明勝就找到了他。姚明勝提出讓弟弟轉到薊縣人民醫院，轉院的理由是姚明勝在薊縣人民醫院有熟人，可以省去不少的費用。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醫療條件要比薊縣人民醫院強上幾倍，而且那里的專家業務水平也明顯比薊縣人民醫院高出許多。所以姚明勝提出的要求被當場拒絕。姚明勝隨后表示，他已經沒錢給周俊全治病，如果家屬不同意轉院，他以后不會再承擔治療費用。

　　周俊全的家庭比較困難，家中的所有積蓄僅有一萬多元，這些錢還是準備將來結婚時用的。面對巨額的治療費用，他們也確實無力承擔，經過權衡其中的各種利害關系，全家人最終決定接受姚明勝提出的要求。

　　2008年2月13日，周俊全轉入薊縣人民醫院。入院時姚明勝交納了2000元的押金，給家屬留下一個電話號碼，臨走還囑咐有什么事就給他打電話。這一走，姚明勝就很少再露面。起初打電話時，姚明勝經常說手頭沒錢，先讓他們把錢墊上，最后一次性歸還他們。后來再打電話，他就說成都馬上有一筆20多萬的款到賬，讓他們再等等。再后來電話也不接了，干脆換了電話號碼。

　　從2008年2月13日到3月17日，周俊全在薊縣人民醫院住了34天，由于是開放性粉碎性骨折，實施了兩次大的手術，先后進行了小腿外固定和右前臂內固定，一共花費醫療費3萬多元，除了姚明勝交納的2000元押金外，周家不僅拿出所有積蓄，還向親朋好友借了2萬多元。

　　周俊全出院后，手臂上的傷長好了，可是腿部外面露著骨頭，傷口感染，肌肉上流著膿水，睡覺時腿下必須墊東西，否則流得床單上都是膿水。

　　2008年6月13日，周俊全又來到北京武警二院進行了一次手術，在北京住院兩個星期�，F在他的外傷已經愈合，拄著雙拐可以走路了。醫生說，像他這種傷情，在傷勢好轉一年后，腿上固定的支架才可以去除。

　　“左腿不敢用勁，一用力就隱隱作痛。”周俊全說

　　周俊國告訴記者，到目前為止，家里已經花了5萬多元的醫療費，加上一年來奔波的路費，總額已經超過6萬元，為了帶弟弟看病，他一年都沒有打工，家庭直接損失七八萬元。

　　他還告訴記者，弟弟出事后，西北電梯安裝公司和包工頭姚明勝都沒有向勞動部門和安監部門報告。在索要醫療費和傷殘賠償費未果的情況下，他向南開區安監局做了舉報。安監局一位姓于的工作人員作了筆錄，并答復說，他們第一步去時代奧城核實情況，再去西北電梯安裝公司調查。這位工作人員初步認定他們屬于重傷不報，將對他們做出處罰。幾天后，這位姓于的工作人員打來電話，稱已經和西北電梯安裝公司進行了聯系，該公司馬上會聯系家屬進行協商，但是截止現在公司也沒有任何音訊。就在記者采訪的前一天，周俊國再次撥通了南開區安監局的電話，于姓工作人員聽到西北電梯安裝公司至今沒有聯系家屬后，他表示，安監局會盡快做出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