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私利維權受到質疑，為公益維權受到褒揚，并不是一個正常現象。很多情況下，消費者維權即便是為了個人私利，也包含公共利益。許多個體消費者維權，客觀上也是在為一個群體維權，但他卻要獨自承擔代價成本。

　　2011年末，因為自家西門子冰箱的門關不上，網絡名人羅永浩兩次揮動鐵錘怒砸西門子冰箱維權，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羅永浩到底誰在為誰維權？

　　這并不是一個偽問題。

　　“王海式維權”中的個人與公共利益

        羅永浩揮錘維權當然首先是為了個人利益。但即便是為了個人利益督促廠家解決產品質量問題，改善售后服務進而提高產品質量，誰又能說這不包含公共利益呢？

　　當下社會上的一個普遍的認知誤區是：為私利維權受到質疑，為公益維權受到褒揚。

　　比如人們對曾經的“買假索賠”符號人物王海后來的鄙視，及對義務打假、“雷鋒式”打假的郭振清的推崇。連郭振清自己也公開對媒體表示，自己和王海的區別是，他反對用法律去謀取利益，而王海恰恰利用法律謀取利益。

　　問題是，通過法律維權獲得利益有什么不對嗎？

　　很多人用所謂的道德標準來指責王海的所作所為不是“義舉”。對此，質量專家李迎豐曾用一個古典的例子來駁斥這種偏見：“春秋時期魯國有一條法律：

　　如誰將在國外淪為奴隸的魯國人贖出來，回國后可到國庫報銷。孔子學生子貢到國外，花錢贖了好些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回國后并不到國庫報銷，以顯示自己追求‘義’的決心與真誠及品格的高尚（也許并不想刻意顯示而是自覺）。孔子知道此事后嚴厲批評了這種行為，理由是，這種行為從客觀上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將阻礙更多的已淪為奴隸的魯國人被解救出來。因為，當別人同樣遇到此事時，就會陷入兩難境地：墊錢贖人回國不報銷，則自己利益受損，如報銷，則會顯得品格不高尚。于是許多人就會裝做沒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其結果，法律則會成為廢紙。孔子另一學生子路，救一溺水小孩，并收受小孩家人一頭牛的酬謝，孔子予以表揚，說：‘收受酬禮，倡導救人之風，以后一定有更多的人救人了。’孔子認為：‘義’與‘利’并非針鋒相對，‘大義’的實現很多是通過‘小義’的被放棄來完成的，有時個人的‘仁義’行為可能引發與社會目標相反的結果，而‘義利’相容反而可能滿足社會的需要。”

　　這和張維迎的看法不謀而合——社會需要的是正常的商業道德，這種正常的商業道德就是使每一個人都有積極性去維持它，而不是靠極少數人的自我奉獻，自我犧牲以及高尚的純潔的“動機”來維持。

　　也就是說，“雷鋒式”的郭振清客觀上提高了打假維權的門檻——盡管這不是他的本意，對于消費者參與維權活動并無益處。

　　當年風靡一時的諸多公益維權人物如今的銷聲匿跡，也許就是對此最好的注解。

　　事實上，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第四十九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從法律上對消費者進行保護并對經營者的欺詐行為予以加倍懲罰，就是為了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和正常的交易秩序，是法律賦予消費者在索賠時的一種權利。

　　另一方面，消費者的維權活動本身屬于經濟活動，消費者自然具有“經濟人”的屬性，其維權活動即便是以個人私利為出發點，實際效果帶來的也可能是公共利益。正如經典經濟學體系創始人亞當·斯密曾在他的《國富論》中論述的：“一般說來，單個的個人實際上既沒有增進公共利益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為增進了多少公共利益。都是由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下最終增進了社會的利益，通過追逐自身的利益，他對社會利益的不斷的促進作用甚至比他想要這么做時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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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失的維權救濟

       現實中的消費者維權活動，往往獲得的真實經濟利益少的可憐，甚至是負值，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據消協統計，中國消費者維權獲勝后，賠償金平均為700多元人民幣，而美國平均每案消費者獲賠35萬美元，是中國的3700多倍。

　　正因此，很多消費者維權過程中陷入了困惑，維權反而賠錢，如被企業指控為敲詐等——這都將直接或間接提高了消費者維權成本，從而導致欺詐者的成本降低。甚至有維權者反映，自己的維權耗時費力，“最終只是給執法部門做了一鍋菜”——罰款。

　　其實早在很多年前王海就曾呼吁立法、司法機關應支持鼓勵消費者打假，補充修改相關法律法規，確定職業打假人的消費者地位，設立最低賠償標準，即只要有欺詐行為，不管給消費者造成多大的經濟損失，商家都要支付一定數額的賠償金。

　　此外，工商部門對售假者的行政處罰，其罰款應有一部分獎勵給舉報者，加大對打假者的獎勵力度。

　　但現實總是難盡人意。

　　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據今年2月22日《華商報》報道，頭天接到房產開發商打來電話，聲稱將在第二天上午與其見面“解決問題”后，66歲的房產打假人孫安民從西安趕赴咸陽，孰料半小時的見面不歡而散，離開開發商辦公樓不久，就遭兩名年輕男子毆打。兇手至今未能找到。而房產開發商被認為嫌疑最大。

　　此前的2011年8月，孫安民在咸陽看到某房產公司在鬧市區打出的“6萬元買XX公館”的廣告后，向售樓部繳納了5000元的訂金。

　　9月3日，樓盤開盤當日，當他和諸多消費者一起前往購買房屋時，卻被告知“6萬元的房子只有一套，早就賣出去了”。

　　對此，孫安民質疑當事公司涉嫌發布違法廣告，欺詐消費者，并將此事反映至各級相關部門。今年2月4日，央視12頻道就此進行了相關報道。節目中，孫安民參與打假，提醒咸陽市乃至全國的買房者，早日認清這種欺詐性賣房。

　　孫安民究竟是因為個人私利挨打還是因為公共利益挨打？

　　很多情況下，消費者維權不光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還包含公共利益。所以無論是從道義上還是從結果上——都不應讓個體消費者為眾多消費者維權權，維權者卻要自己承擔代價成本。

　　這就要求社會各方力量盡可能地為消費者提供維權救濟，幫助他們更便捷、更合理地運用包括訴諸法律在內的手段來維護自己權益，如在采證過程中、采證方式上、投訴程序的了解、相關法律法規的運用、維權渠道、方式的選擇以及在經濟上、輿論上、道義上的支持幫助等等。

　　使維權者在解決問題之前盡量減少走彎路，走無效程序，無效行徑，縮短與“強勢方”的差距，這有利于利益雙方更加平等地坐在一起，平等地尊重與運用法律、法規，平等地訴求自己的權益，給雙方以公平的話語權，讓他們雙方的利益表達渠道更暢通。

　　應鼓勵全民團結維權

       在美國波士頓有一座猶太人遭屠殺紀念碑，上面銘刻著一位名叫馬丁·尼莫拉的德國新教牧師在二戰后留下的帶有深深懺悔之意的短詩：“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后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質量專家李迎豐對此有精彩的解讀：這段話給我們的啟示是，在那些被扭曲的事實面前、在那些誠信嚴重缺失的丑惡面前、在那些侵害我們作為一個人的權利行為面前、在那些被權貴藐視的正義面前，哪怕這一系列事情看似離我們很遠，我們每個人都要以我們的良知和正義“站出來”說聲“不”！作為消費者，面對消費者權益被侵害（哪怕只是一件小事）時，都應“站出來”，而當看到其他消費者受損害時，我們也應“站出來”。

　　他認為，這既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別人，更是為了整個社會；既是為了今天，也是為了明天，更是為了今后我們永遠不再需要花大力氣維權。我們真正希望被侵權者勿以“利”小而不為，而要懂得為的是權益和尊嚴；希望其他同是消費者的“旁觀者”不要成為像魯迅先生所深惡痛絕的“無聊的看客”那樣麻木；更希望那些手中有裁決權的法律工作者不要以居高臨下的“道德貴族”、“謙謙君子”來強調和譴責所謂的“動機”。

　　在他看來，應有一定的利益激勵手段來引導大家主動維權，更主要的是大家要團結起來。

　　只有這樣、只有我們消費者都聯合起來，那些假冒偽劣者、失信侵權者才會真正成為過街老鼠。

　　當然，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經濟秩序的規范與整頓，最需要的是制度、法律、體系，管理市場秩序主要靠國家行政部門。

　　但是，也同樣非常需要廣大公民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共同作為，并且是與立法要達到的目的完全一致的積極、主動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