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連增，八連增，九連增……全國糧食連年增產支撐著我們的發展，然而務農有效益嗎？吃虧嗎？得實惠嗎？10年后收入能倍增嗎？這些問題讓關注“三農”的人們時時牽掛。

　　記者走基層，在河南延津蹲點調研，所見所聞喜中有憂。中央加大財政投入，地方出臺配套措施，支農力度空前加大。但農民也有苦衷：種地也就“裹得住”溫飽，要“有效益”、“能致富”，制約與難題還不少。這個產糧大縣的憂喜提醒我們：只有讓農民種地不吃虧，得實惠，才能保障糧食安全，讓農業強起來、農民富起來。

　　第一場雪落之前，我們來到了延津。

　　延津，豫北一個普通的農業小縣。全縣總人口48萬，87%是農民，可用耕地人均兩畝。

　　地少，并未影響農民種糧的熱情。“能種的地方都種上，四米路掉兩米寬。”

　　種糧食，“合理利潤”如何保？

　　王樓鄉喬杏莊村。喬純軍的家院子不大，住著一家6口，房子是十多年前修的，下雨就漏。家里小板凳不夠，他自己身子一歪，坐到灶臺前一堆樹葉上。“日子過得不算富裕。”老喬給我們數了數今年的收入：

　　“小麥收了800斤，每斤能賣1.06元；玉米1000斤，每斤1元；再加上每畝地的種糧補貼115元，毛收入不到2000元。”

　　“實際落到手里的可少多了。一畝地種下來，種子40元、底肥180元、尿素150元、農藥40元……除去這些，一年能落個1200元就算多的了，這還不算人工錢。”

　　老喬家總共8畝地，全家一年種糧純收入還不到1萬元。

　　不過，比起以前算是好多了，“以前一畝地就產四五百斤，再說現在也不用交公糧了，種地國家還給補貼。”

　　的確，國家近年來在農業方面投入巨大。以農田基礎設施改造為例，延津在2010年啟動南水北調渠首及沿線土地整治重大項目，計劃在5年內完成全縣50萬畝中低產田的改造，其中95%的資金由國家承擔，改造后畝均增產約150斤。

　　盡管如此，仍然難說農業發展已進入“最好的時光”。“農藥、化肥價格比頭幾年都翻了一番了，糧食才漲了兩三毛錢，追不上啊！”老喬說。

　　糧價上漲的空間有限，延津的許多基層干部寄希望于“利益補償”機制。

　　“在計稅面積里的耕地，每年每畝地農民能拿到110多塊錢的補貼，這補貼能不能隨著國家財政收入、農資價格上漲而上漲？”

　　“咱雖算產糧大縣，可也是財政窮縣，每年收入不到4個億，跟東部糧食主銷區的財力沒法比。能不能每調出一噸糧食就給咱相應的補貼？”

　　“能不能在縣級層面搞碳交易平臺呢？咱把用不了的碳排放指標拿去交易，收益用于補貼農業生產發展。”

　　“加快讓農業獲得合理利潤、讓主產區財力逐步達到全國或全省平均水平”，延津干部群眾的期待，獲得了中央政策的呼應。

　　種蔬菜，“潛在收益”如何挖？

　　與種糧食相比，種蔬菜等高效農業的效益高出許多。

　　比如種黃瓜，一個占地一畝的棚，每隔一天能產黃瓜300斤，每斤1.5元，一年兩季，收入在3萬元以上。

　　“效益是高，可你不知道有多難！”王樓鄉任莊村黨支部書記任賀勝說。

　　“貸不到款最讓人犯愁。種黃瓜得建日光溫室大棚，一個112米長的棚，最便宜每米造價也在800元以上，每個棚至少9萬元，要建上四五個就得四五十萬元，都要貸款。要貸款只能三戶聯保，銀行還不愿意貸給你。”

　　好不容易借錢蓋起大棚，任賀勝又遇上了新難題。“經濟作物可不比糧食，得精心伺候。剛開始種時沒經驗，棚上的膜只用了兩層，溫度不夠高，趕上一場寒流，黃瓜全凍死了！”

　　“等到黃瓜熟了，又得發愁找買家。雖說現在搞了農超對接，但咱農民跟超市講價還是沒底氣，啥時候收、多少錢收，都是人家說了算，你也不敢不賣，要不回頭爛在棚里損失更大。”

　　盡管如此，延津的基層干部們對于高效農業仍充滿熱情。“一旦搞成了，增收效果很明顯。再說難搞也不代表就搞不了，農村現在有一批不愿意進城、又有文化的農民，他們就是開發高效農業的‘潛力股’。”

　　“要是農民都去種菜了，誰來種糧呢？飯碗咋能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我們有些擔心。

　　“不會影響糧食安全。”縣委副書記梁常運說，“縣里正在搞的土地改造項目、荒地開發項目都能逐步提高全縣糧食產量。”

　　“再說，咋可能農民都去種菜呢？咱縣推廣了幾年，全縣蔬菜、藥材等高效農業種植也只有2萬多畝。縣里的思路是，不能全搞高效農業，因為留在農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婦女，他們愿意種糧食，投入小、風險小；也不能不搞高效農業，這是實現農民增收非常好的增長點，還有潛力可挖。”

　　2013年，延津的目標是高效農業種植面積擴大到3萬畝。

　　“現在主要的難點還是在資金，縣級財政沒有能力在項目配套、小額擔保貸款貼息等農民最需要的方面給予更多的幫助。”梁常運說。

　　怎么種，“規模效益”從何來？

　　種糧食不掙錢，種蔬菜又種不來，干脆不種地了，把地租出去，一邊拿租金，一邊到外面去打工——在延津，一些農民就是這么做的。

　　在姜志崗的興農種植專業合作社的辦公室里，我們看到了一沓土地流轉承包合同。

　　“租金：800元每年；租期：3年。”

　　2011年10月，姜志崗和同村另外4人組建了合作社，從村民手中流轉了1000畝土地。“村民把地租給合作社，由合作社找人來種，每年從合作社收租金，年底還有200多元分紅。”

　　“地租、人工、農資材料，成本可不低啊？”

　　“規模大了農資成本就降低了，而且種什么、怎么種都由我們說了算，一年下來收入能有個三四十萬。”姜志崗說。

　　本以為這種能使雙方受益的土地流轉形式已大面積推廣，可走了八九個村，發現遠非如此，在村里問起土地流轉能聽到各種顧慮。

　　“農民沒了土地，那不跟城里工人下崗一樣啊？”

　　“把地租出去，要是不還咋辦？”

　　“不種地，我在家除了帶孩子沒啥事干，年紀輕輕的天天在街上轉，能好意思啊？”

　　土地流轉后，人往哪“流”？

　　為解決流轉土地農民的就業問題，延津在縣城附近建了兩個產業園區，6個鄉鎮建立了小型農民創業園，以吸納就業。

　　雖然把農村富余勞力逐漸轉向非農產業是個趨勢，但完全實現仍需時間以及農民心態的轉變。就我們觀察，目前另一種模式更加普遍：農民加入合作社后，土地仍由本人耕種，但可享受合作社提供的供種、耕種、收割、收購等服務。

　　這顯然更符合延津的實際，農民不離土，也能實現從傳統向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合作社是促成這種轉變的重要原因。

　　延津全縣345個行政村現有合作社397家，但仍未實現村村有社。缺乏好的領頭人、缺乏足夠的資金、政府扶持能力有限等成為障礙。

　　“政策和資金還應繼續向合作社傾斜。”縣委書記李剛說，“合作社具有帶動效應，能解決農民一家一戶解決不了的問題，是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橋梁。”

　　一周后，我們離開了延津。不久，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召開，“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創新添活力”，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性強、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10年后，延津的農民能否實現收入倍增？我們期待再到延津，感受國家政策扶持下農民生活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