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城市舊房拆遷的時候才會出現所謂“釘子戶”，新建的別墅區里，居然也有豪華版的“釘子戶”，而且新聞不斷。據報紙報道，有的別墅區居然一半以上的業主在私搭亂建，有的甚至重新設計，將房屋的主框架拆除，私搭亂建出的房屋超過原房屋面積的十倍之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一位電視節目主持人私搭二層陽光房，和物業連續發生沖突，其施工隊和前來制止的物業人員大打出手，而最后被告上法庭；一位老板將自己買的兩套別墅重打鑼鼓另開張，不僅把兩套連通在一起，面積擴大了一倍不說，還安裝了私家電梯。
別墅區如此嚴重的私搭亂建，絕不僅僅北京一地。無獨有偶，新華社報道福州一別墅區22戶都有不同程度的私搭亂建。如此現象和景觀，恐怕是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別墅區里都難以見到。它擠占了綠地等公共空間，提高了容積率的指數，破壞了別墅的整體美感，直接導致整個別墅區的品質降低、價值貶值。這些有錢并舍得花大錢買下別墅絕非個別的業主，他們會不懂這樣最重要最直接也最淺顯的道理嗎？他們不知道這樣做的最后結果、會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最后把好端端的別墅造得面目全非嗎？
別墅區如此嚴重的私搭亂建，讓我想起以往大雜院里的私搭亂建。那些原本不錯的四合院，因為住進的人越來越多，一代又一代新生者要生存，要結婚，要養兒育女，沒有辦法，只好向四合院要空間。各家各戶搭建起來蘑菇一樣叢生的小房，辟為廚房、倉房或婚房等各種各樣用途。在這樣與日俱增的小房的擠壓和蠶食下，再美再規整的四合院，也變得美感盡失而慘不忍睹，乃至使得鄰里關系變得惡劣，風波迭起，演繹著人們由居住空間的局促而擠壓得心靈空間逼仄的活報劇，滋生出日子的辛酸和悲涼，直接導致生活幸福指數的下降。前幾年播放的電視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是這樣的一幅生動的生活寫照。為結婚而蓋一間新房并且是一間不得不把一棵大樹蓋在中間的小房，張大民歷盡悲歡離合，嘗盡辛酸苦辣。
四合院變大雜院，是過去貧窮時代的無奈。如今，住進別墅的人們，生活的時代背景完全改變，早已經脫貧致富，居住空間足夠寬敞了，為什么還要重走在大雜院里私搭亂建的老路呢？而且是毫無節制地擴大并理所當然地占有公共資源呢？是因為人心不足蛇吞象，還是一種思維意識的慣性，乃至我們民族的某種劣根性使然？
我想起已故江蘇小說家高曉聲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曾經寫過的一篇小說《陳奐生進城》，剛剛從貧窮時代步入改革開放新時代的貧窮農民“漏斗戶主”陳奐生進城，第一次住進縣招待所5元錢一夜的高級房間(那時陳奐生一天的工分值才是7角錢，他心想自己拚死拚活干一星期的農活都掙不出這一夜的店錢，心理非常不平衡)。由此，因為是花了這樣一天5元的住店錢，陳奐生臨走那天，特意用床上的提花枕巾擦了一把臟兮兮的臉，又不脫衣服使勁蒙著被子困上一覺，他覺得即使就這樣糟蹋，把整個房間弄得臟成豬圈，也不值那花了的5元錢。
如今，我們在漂亮而寬敞的別墅區里私搭亂建的心理，在某些方面和農民陳奐生不是很相像嗎？我們不是和陳奐生一樣，覺得別墅是自己花錢買的(而且，可不只是區區5元錢)，我們就可以有權利想怎么著就怎么著，怎么著都覺得合情合理，即使把整個房間弄得臟成豬圈。
我們在別墅區里為所欲為地私搭亂建，和陳奐生進城住店的心理狀態，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雖然，我們比“漏斗戶”主要闊了許多，已經可以住進原來只能在電影或畫報里看到的外國人一樣的別墅里面了，但我們依然帶著陳奐生的胎記。雖然陳奐生住的只是5元錢一夜的店，我們住的是價值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錢的別墅，區別只在于錢的數目，可錢的數目并沒有幫助我們抹去陳奐生的胎記，脫胎于陳奐生而走出多遠。說到底，我們和陳奐生一樣，還是個農民，是個剛剛富了起來的農民，有了錢不知道怎么折騰才好，便容易發生把該擦在臉上用的潤膚霜，當成了開塞露抹在了腚上。
別墅，看來并不只是靠財富就能夠矗立起來的，還需要有一點比財富更重要的公德意識、心靈善意、文化品味和精神修養來支撐才行。否則，即使我們有一天都住進了軒豁的別墅，我們的心里還是和以前住在擁擠的大雜院里一樣貧瘠；即使我們有一天都住進了漂亮的別墅，我們的心里還是和以前住在擁擠的大雜院里一樣丑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