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是一種生活方式
在講這種生活方式之前，先講另外一種生活方式，不然恐怕有人會誤會我剛從阿富汗學習回來。
“這位老先生七十多歲了……每天早上五點，他準要起來把全院子的垃圾箱搜個遍，把所有的爛紙撿到他門前——也就是我的窗前……這位師傅哪里都不想去，成天依戀著這堆垃圾……看樣子還真舍不得把這些破爛賣出去……老師傅還在門前種了些韭菜，把全家人的尿攢起來，經過發酵澆在地里……這位老先生撿了一大堆廢紙板，不停地往紙板里澆水——紙板吸了水會壓秤……有一部分很快就變成霉菌……我覺得這位師傅沒窮到非撿垃圾不可的地步，勸他別揀了，但他就是不聽(引自《王小波全集•二•雜文》，云南出版社)。”
王小波在提到一位學者的觀點時，講了這個故事。根據這個故事，大家多少猜到這位學者的觀點和貧窮有關。是的，這個觀點就是——貧窮是一種生活方式。這是一個聽上去不靠譜的觀點，但是現實生活告訴我們它很正確。不過本文引用它的邏輯，并不是因為貧窮是一種生活方式，所以在游戲里面“殺人”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而是這個觀點不靠譜吧，那就再給大家說個更不靠譜的——“殺人”是一種生活方式。總之一句話，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磚家叫獸就愛大驚小怪。
當然這個“殺人”要打引號，不然我成從阿富汗學習回來的了。我們要在這篇文章里面討論的“殺人”不是現實中的殺人，而是網絡游戲中的“殺人”，或者說，對于前者我們必須把懲惡揚善的精神發揚光大，對于后者是否天網恢恢，漏一漏。不管怎么說，時下大部分網絡游戲的精髓就是殺人PK，所謂“炸一棟樓是死，炸一千棟也是死，不如把地球炸了再死”的恐怖組織精神已經把許多網絡游戲玩家培養成了“殺人狂魔”。下面就講一講在游戲里面“殺人”是怎樣一種生活方式。
“殺人”是一種生活方式
我們用《傳奇世界》做例，這個游戲的精髓在于攻城，攻城就是殺人。每當一個行會向占領了城池的行會發出挑戰，攻城當晚六點鐘起，就有人在城門附近開殺，等到了八點正式攻城開始，短短三個小時之內，幾百人在地圖上殺來殺去，那叫一個爽……等到晚上十一點攻城戰結束，不管是勝利還是失敗，殺紅眼了的人，那是意猶未盡，繼續追著敵對玩家殺。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攻城戰都結束了，就算把敵人全部消滅了，按照游戲規則城池還是對方的，繼續殺已經是沒有意義的事，為什么還要挑燈夜殺呢？
后來我談戀愛了，才把這事弄明白。這就像愛一個人，你不能說，今天我們愛到晚上十二點吧，之后就睡覺。你要是這樣上綱上線，多半單身一輩子。所以我總覺得磚家叫獸是太寂寞了，不然也不會這么折騰。許多人玩這游戲玩了五六年，對它產生了感情，每天上來殺一下，就像每天擰姑娘小臉一下，按照時下的社會道德來看是人之常情，但是不行，因為社會道德不允許人們在現實中殺人，所以游戲中殺人也是不可以的。換言之，社會道德要求人們在現實中怎么樣，游戲中就應該怎么樣。竊以為講究社會道德的人還漏了一條大魚——我們每個人的夢。
直說吧，在這篇文章動筆之前，我就做了一個夢。在夢里面殺了好多人，凡是認為這是一篇無稽之談的讀者都被我在那個夢里殺死了(小明：你是想讓我丟掉工作嗎？啊？大家不要理他)。當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天衣無縫，作為漏網之魚的你完全可以馬上撥打手中的110。住址就不透露了，那樣顯得我太自大，即使被警察抓了，到時候他們也一定會覺得沒有什么成就感。可惜，警察同志永遠不會因為一個夢就斷定我在阿富汗那個山洞里住過。
如此一來，從夢的這個角度來看，我就不明白，社會道德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聲討游戲這個夢。
游戲是一個夢么
游戲的本質和道德的戲謔
我認為游戲和夢并無本質區別。如果按照弗洛伊德在《夢的釋義》第三章提出的觀點“夢是愿望的滿足(不同的譯本可能對這個觀點有不同的譯法，本文采用新世紀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來看，游戲的本質不過是人類通過科學技術把夢可視化了而已。也可以這樣理解，游戲是一個可以隨意修改的夢，比如《傳奇世界》定期推出不同的版本，每個版本都添加了新的玩法，打上了新的補丁。游戲不過是愿望的滿足。人可以被訓練成機器人，但終究不是機器人；人可以被限制不去實現他的愿望，但所有限制都無法限制人產生愿望。
游戲和睡夢唯一的不同，不來自于心理學，而來自于社會學，游戲屬于大眾，睡夢屬于個人。后者只有在受到某種引誘的時候，才會把它公諸于眾，比如在上文提到的那個殺人夢，是因為我受到某種刺激才會講出來。然而前者不同。游戲是商業社會的產物，一開始就把自己一絲不掛地暴露在公眾面前，竭盡所能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如此來看，游戲是一個沒有任何隱私可言的夢，一個自動暴露自己的夢，一個可以被分享的夢。然而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噩夢。
日常經驗告訴我們，人們往往樂于與人分享那種中了巨獎，和某某影星邂逅，諸如此類的美夢。至于從懸崖跳下，或者攔路殺人等等噩夢則不被人提及，甚至刻意忽略。因為道德會來審判這種噩夢，比如小明斯基經常槍斃我稿子，我就老夢見把他干掉了(小明：我被干掉了，被干掉了啊！)。這夢自己知道還好，要是暴露出來，多半有人以為我是在阿富汗炸過美國佬的坦克。我連美國佬的手都沒有摸過，但是道德一上來就把我干掉了。
美國學者宇文所安在一本叫做《追憶》的集子里說過這樣一句話——道德的結論，即私通會導致毀滅的結論，是戲謔地提供給我們的。社會道德的戲謔性在游戲上面的表現是，給各種網絡游戲戴帽子。比如說“綠色網游”。這頂帽子是《泡泡堂》的大招牌，卡哇伊的畫面，沒有流血場面，是它被評為綠色網游的重要理由。但是只要我們稍微思考一下，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雖然《泡泡堂》沒有血流成河的場面，但是分分鐘都在死人，被對手無情地炸死，這和《XX》里面的殺人有何本質的區別可言？難道說把一個人當做氣泡炸死就比用刀捅來得溫柔嗎？我以為把人當做一個氣泡來對待，好比混世魔王把世人當做螞蟻捏死，是對人的徹底蔑視。反不如《XX》那樣血淋淋地倒下，至少死得有尊嚴。“人不是走，而是倒下”，卡夫卡如是說。然而對道德戲謔更大的反諷在于商人的聰明和道德自身的缺陷形成的絕對戲謔——《綠色XX》。
按照這種理論，把人當做氣泡，是對人的一種侮辱
我的意思是綠色網游這種概念是對網游的偽分級。正如同我們有義務有責任在網吧貼塊牌子，在上面寫“未成年人勿入”，但完全沒有必要再畫蛇添足，“本網吧有背背山出入”。
“綠色網游”這個稱呼實在太可笑了……就算是城市人群向往的真正綠色大森林，里面也有的是血腥和暴力，起碼地球上是這樣
性善論和性惡論
道德的戲謔性是整個社會的一廂情愿，一廂情愿地覺得我們人類可以超越上帝，成為完美的人。我們的完美是道德的完美，“人皆可為堯舜”，在我看來等同于“人皆可中彩票”，其本質在于“左派思想的可怕就在于抹殺了人的靈魂的平等與尊貴。因為他們否定了足以讓人的靈魂平等和尊貴的支點。作家蕭伯納很典型。這位外形和大腦一樣睿智的人物，就像說出真理一樣說，‘每個人認識的人里都有十二分之一是毫無用處的人，他們的存在是社會的負擔，我們應該直接要求他們：請證明你存在的價值，你所創造的超過了你所消耗的。如果他不能，就不能再讓他活在這個社會了。’1934年，他在報紙上撰文主張科學家發明一種‘人道主義煤氣’，讓這些人毫無痛苦地死去……不過蕭伯納還是反對納粹。作為一個左派，他認為為了社會進步殺人是必要的。但作為一個啟蒙知識分子，他認為按‘種族’殺人是荒謬的，按‘階級’或‘智商’殺人才能被接受。”(引自王書亞《四海之外皆兄弟》，原載《南方周末》)
如果“人皆可為堯舜”，那么“人皆可中彩票”，怎么可能皆可為圣人？前提還得是真的有圣人
換言之，當這個社會人人做的夢都是成為圣人的美夢時，你來一句“昨天晚上我在夢里面把媽媽殺了”，不管你媽媽是在三亞旅游還是正在做飯，社會道德都將把你視為禽獸。因為“人皆可為堯舜”，你把媽都殺掉了，自然不再是人，不是人便是禽獸。把這個道理推而廣之，無論你在游戲里面“殺人”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殺人，只要你沾上“殺人”這兩個字，就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房龍在《圣經的故事》里面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上帝有一天突發奇想要他的信徒亞伯拉罕把以撒當做祭品獻給他。以撒是亞伯拉罕的兒子，我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時感到非常震驚，這分明是兇殺，為什么創造人類的上帝要這樣做呢？后來讀了一些宗教方面的書才懂得此間的道理，上帝是完美，是高于一切的存在，是神，只有神性，沒有人性。這就是完美的道德，純粹到極致，不再具有一絲一毫的道德。
中國臺灣省學者蔣勛在《孤獨六講》里面這樣為我們介紹了和諧——“harmonious，和諧，是源于音樂的概念，將各種不同的聲音融合成最美的‘和聲’(harmony)，而不是一種聲音”。一種聲音就是不問青紅皂白，不管你是在游戲里面“殺人”還是現實中殺人，都是殺人。
如果只有一種聲音，何來“和”這個字？
人從生到死都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情緒在心里面作怪。說得好聽叫潔身自好，說得難聽叫扭捏作態，實際上是矯情，總希望自己完美無瑕。劉邦還沒有當皇帝，他老婆就說他頭上有紫氣。一個流氓頭上能有什么紫氣呢？這道理跟我女朋友天天晚上說夢話，“人家是36D的”一個道理(實際上她是B罩杯)。這種完美情結直接導致極端主義的出現，比如整容的流行，非要把AA“整”成H，仿佛AA就不是人，是“飛機場”。“性善論和性惡論單獨存在時都沒有意義，必須讓兩者互動，引導到思辨、思維，才能對人性有更深層、更高層次的探討”。最后再引一段文學家的文字，來看看世界級的作家是如何看待殺人這個問題的。
“我進入森林，林中有許多之前我在地毯上的幾何圖形中分辨出的兔子、樹葉、蛇和獅子。我讓自己投身于漫畫里的冒險，騎馬，防火，殺人。四十五歲之前，每當我飄浮在美好的半夢半醒狀態中，我便以想象自己殺人來自娛自樂。我要向我的親人——有些人確實很親，比如我哥哥——還有許多政治人物、文藝界名人、商人以及多半虛構的人物表示歉意，他們都在我的受害者名單中(《伊斯坦布爾》，奧爾罕•帕慕克，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