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精神疾病患者數量連年攀升，同時有關精神病院“亂收治”等現象的報道，更是不時刺激著公眾的神經。用一部全國性的法律來規范對精神疾病的救治與管理，令社會公眾對《精神衛生法》寄予厚望。今年兩會期間，衛生部部長陳竺曾透露《精神衛生法》有望在今年內出臺，但精神衛生領域的醫學專業人士卻對該法的出臺前景不樂觀。
“由于精神科醫生與公眾、患者、法律界人士等在精神病患者的強制收治問題上，分歧巨大，《精神衛生法》在這里‘卡了殼’，何時出臺難以預料。”4月21日，在第七屆中國醫師協會精神科醫師分會年會上，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副所長唐宏宇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醫生著眼“履行職責”
中國醫師協會精神科醫師分會證實，目前，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保守估計在1億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約1600萬人，抑郁癥患者已達3000萬人，17歲以下兒童、青少年中有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的約3000萬人，精神疾病已成為我國嚴重的公共衛生和社會問題。
當前上海、寧波、北京等地雖已出臺了地方性的《精神衛生條例》，但存在覆蓋范圍有限、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執行力度不夠等“短板”，加上涉及對患者的人身自由權這一重大權利的“剝奪”，因此一部立法層級更高的《精神衛生法》勢在必行。
從1999年以來一直參與起草該法律專家意見稿的唐宏宇告訴筆者，我國《精神衛生法》從1985年開始起草，歷經26年仍“千呼萬喚出不來”。“其中，對是否應當強制收治精神病患者、如何‘復核’等問題爭議過大、分歧難解，或許是該法出臺的最主要障礙。”
據唐宏宇介紹，多數精神科醫生支持以法律形式肯定強制收治。“目前，我國有1600萬重性精神病患者，理論上他們都需要得到有效的治療。其中有肇事肇禍傾向的10%的患者，更有必要進行非自愿治療甚至是強制收治，否則將嚴重損害患者自身、家屬以及他人和社會的安全。”他表示，長期以來由于人們對精神類疾病的“誤解”較深、對心理健康重視程度有限等原因，我國精神疾病患者中“自愿住院”的比例是比較低的，只占不到30%，與國外正好相反。“因此，醫學專業人士大多從‘履行職責’的角度出發，認為這部分患者應該被強制治療，并認為這樣做不僅有助于患者康復，解決家屬的實際困難，從某個角度說，也確實能保護整個社會公眾的利益。”
公眾擔心“被精神病”
但是，上述從醫療專業角度出發起草的專家稿，卻令許多人尤其是患者、法律界人士難以接受。唐宏宇告訴筆者，其中律師界的反對聲最為激烈。“由于限制人身自由是對人權的最大侵犯，公眾擔心一旦《精神衛生法》直接授權醫生可以強制收治，醫生會濫用權力。”他表示，由于近年來在非自愿住院過程中，確實有家屬出于利益而把正常人送進醫院，同時由于精神醫學的特殊性以及醫生專業水平的問題，導致錯誤的診斷和收治，甚至還出現極個別的基層政府部門出面把“上訪戶”送進精神病院的情況，令公眾對整個精神病患者的收治產生強烈的恐懼和疑問。“不僅精神科醫生、醫院成了受害者眼里的‘幫兇’，強制收治字眼兒都讓公眾感到恐懼反感，避之不及。”
對此，唐宏宇表示，建立一個獨立的審核委員會來對“非自愿住院”的精神病患者進行復核，以約束醫生的權力，目前看來也許是一種折中方案。但他同時透漏，即使如此，醫生與法律界人士在審核委員會的適用范圍、人員構成和決定過程上，分歧仍然明顯。
“首先，法律界人士尤其是律師們希望這個委員會能對每個‘非自愿住院’的患者都進行審核，但從實際操作層面講，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表示，不僅因為此做法成本過高，國際上也沒有成功的先例，而且與我國救治精神病患的現實需要相矛盾。“目前我國有精神科病床20萬張，這意味著即便是重性精神病患者中少數必須收治的患者，也沒有條件全部住院。”他表示，“在此背景下，如果單方面追求‘復核率’，可能使真正需要住院治療的患者得不到及時處理，造成更加混亂的狀態。”
專家建議設立審核委員會
此外，唐宏宇告訴記者，雙方在審核委員會的人員組成上也爭議頗大。律師和一般公眾希望在其中占據主導地位，但醫生普遍認為，判斷精神疾病并非那么簡單，需要經過一系列專業的心理測評和豐富的臨床經驗與技能，非專業人士難以勝任。“臨床醫學本來就有誤診率，精神科誤診對患者的影響只會更大。目前由專業人士去判斷這個問題尚且不盡如人意，若交給非專業人士去決定一個人‘有病’還是‘沒病’，效果恐怕更不理想。”
雙方意見如何平衡？唐宏宇的建議是，非自愿收治應當成為《精神衛生法》的重要內容，但為了避免公眾擔心的“被精神病”問題，設立一套與國際接軌的、更為科學嚴格的住院標準，并配以標準一致的審核委員會，同樣必要。
“在歐美國家，強制收治的標準基本上也就是這樣幾條：患有經專業醫生診斷的精神病；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其必須住院，比如具有明確的社會危害傾向、存在非常嚴重的針對自己或他人的危害行為、并且對自己的狀況沒有足夠的認知能力和控制能力等；同時有足夠的依據認為，不住院的后果比住院更糟糕。事實上，我國目前擬定的非自愿收治標準，基本內容大同小異。”他說，“如果遵循這些標準而收治的患者，患者本人或家屬提出異議，再由獨立的審核委員會‘復核’，這樣既能節約資源，也能盡量把誤診誤判的情況減到最低。
“當然，獨立的審核委員會重點審查的是執行收治標準的程序，而不是專業問題。外行判斷專業問題的正確率從整體上講肯定比專業人士低。”他強調。
至于審核委員會的人員組成，唐宏宇認為應由法律界人士、患者、患者家屬、一般公眾、專業人士等綜合組成。但是，“不管由誰來做，遵循的標準和程序應該是一致的，其中的專業標準比如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是應當由專業人士來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