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開口說話，臉上就充滿了笑意。

　　戴著眼鏡，穿著一套合身的名牌西服，劉斌一看見記者就伸出手來。他看上去30歲左右，顯得文質彬彬，很難與想象中在醫院兜售藥品的醫藥代表對上號。

　　劉斌今年上半年已經不再做醫藥代表了。“大學畢業就開始做，已經六年了，太辛苦。現在大環境也不好，打算上個研究生，今后希望能留校，教教書、搞搞科研。”

　　當年劉斌在班上學習成績不錯，考研沒有問題，可安徽農村的父母已經為他上大學借了債，他那時不打算繼續讀研，而又沒有很鐵的關系進好醫院，于是選擇了來錢快的醫藥代表。現在他在北京已經有房有車。

　　“藥企與醫生是什么樣的關系？”他把記者的話又重復了一遍，沉思一會，抬頭詭秘地一笑，說：“我認為兩者的關系比較曖昧。”

　　醫藥代表與醫生心照不宣

　　身為藥企與醫生的溝通者，醫藥代表很了解兩者之間的曖昧關系。

　　醫藥代表這一角色最早是合資藥企引進的。1988年，南方一家合資制藥公司最先為社會“培養”出了一批醫藥代表，美其名曰“架起了藥企與醫生溝通的橋梁”。有了橋梁，藥企的銷售業績迅速“成長”。其他藥企競相效仿，醫藥代表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醫藥代表本來是負責本公司產品的咨詢答疑，實際上卻不是這樣。”劉斌披露。醫藥代表主要負責開發臨床業務，也就是盡量結交醫生，讓醫生利用手中的處方權多開自己公司的藥品，然后負責給醫生分發“回扣”。他自己也承認，這個工作“不太光明正大”。

　　醫藥代表與醫生之間是共生共榮的關系。一個普通醫生每周都要被幾個醫藥代表造訪，如果是某方面的專家，那么他接待的醫藥代表可能還要多。

　　劉斌回憶道，剛開始，他負責在6家醫院推銷藥品。鼓足勇氣敲開一扇扇陌生的門，他對每個醫生報以熱情的笑臉，不厭其煩地介紹藥品的優點，換來的卻往往是醫生們的冷漠。他向“圈中人”求教。在“圈中人”的指點下，他知道單靠搖唇鼓舌是不行的。

　　劉斌后來才明白，給主管院長、臨床科室、藥劑科等負責人交了相關的“咨詢費”、“開發費”，藥品才能順利進入醫院。但藥品進入醫院后，能不能被臨床醫生使用還是個問題。為了讓臨床醫生使用，他還要給臨床醫生一筆“處方費”，就是老百姓所說的“回扣”。

　　“我做了這么多年，還沒有碰到不收回扣的醫生。”藥品經銷一般都要經過這樣的流程：藥企——醫藥代表——醫院——醫生——患者，藥品價格就此一路飛漲。

　　劉斌介紹說：“一般來說，各類型藥品中，抗生素類的藥品利潤最大，它們的實際成本不到申報價的1／10。我記得有種藥的供貨價為2元／支，醫院拿到的批發價為21．80元／支，零售價為24．30元／支。從區區2元暴漲至24．30元，表面上看，藥企每銷售一支藥品就能拿到19．80元的利潤，但藥企要將其中50％的利潤“獻”給醫院。在醫院，這部分利潤的分配模式已基本成為慣例：院長、藥劑科長5％－10％；開單醫生20％－30％；藥劑科工作人員5％－10％。”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也采訪過多位醫生。他們都表示在臨床醫療中收過“回扣”。“就是你不想拿‘回扣’，醫藥代表也會想盡辦法把它塞到你手里。再說，醫生的待遇也的確很低。”一位醫生告訴本報記者，在某種意義上看，吃回扣現象是國家默許的，基于“以藥養醫”體制，物價部門在給藥品定出廠價時，給了廠商足夠的利潤空間，幾元的成本價能定到幾十元的出廠價，廠家的利潤足可以給醫院和醫生回扣。

　　“總體來說，醫生待遇不高。我的同學中，除了少數在三甲醫院工作的，其他收入都很低。在基礎醫院工作的，快升主治醫生了，才1000來塊錢，有回扣也不多，也就不到100元。”劉斌告訴記者。他的一些同學向他訴苦，表示也想轉行干醫藥代表。

　　相比較基層醫生的困境，大醫院的專家卻風光無限，也是醫藥代表主攻的對象。“這些專家不差錢，公關起來很難，你不知道他還有哪方面的需求。”劉斌告訴記者一件事：為了某種藥品進大醫院，需要某專家推薦。他給專家送錢，專家不收，專家也沒有其他愛好，簡直讓他無從入手。后來，劉斌發現，這位專家身邊沒有子女，唯一的女兒已經移居國外。于是藥企派出與專家女兒年齡相仿的女醫藥代表，才把專家搞定。這位女醫藥代表成了教授的干女兒。

　　劉斌告訴記者，醫生的需求是多樣的，有時僅憑一個醫藥代表很難滿足醫生的要求，需要藥企親自出馬。

　　曖昧的學術營銷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醫生評職稱需要學分、論文時，會由醫藥代表所在藥企憑其關系為醫生搞定；若某專家需要做一個課題研究，藥企則會通過與醫學組織合作的方式撥一定資金給專家。

　　在業內，由藥企資助、各種醫學會組織的會議和繼續教育項目對醫生產生了很大影響。目前，處方藥銷售占了藥品市場的大約85％，其中絕大多數處方藥是通過醫院銷售出去的，而醫生是決定處方藥銷售的關鍵。

　　“我知道，很多醫學組織依賴藥企的贊助生存。”劉斌說。他們大量接受藥廠的廣告費、研究基金、會議贊助、活動資助和咨詢費。“因此不難理解，他們已經成為藥企的代言人，并在制定治療指南時為藥企的產品說話。”

　　近年來，這類事件不斷被曝光，“全國牙防組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作為衛生部下屬的醫學學術組織，全國牙防組通過為企業認證的方式，斂財兩千萬，成為企業利益的代言人。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也向業內人士了解到一些所謂“學術營銷”的內幕：在一次中型學術會議上，有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該學術會議全由藥廠包辦了。參會的每個廠家交3萬元至10萬元的贊助費不等。參會的共有15家藥廠，所交贊助費60多萬元。講課的專家一概由藥廠出面邀請，支付的講課費一次2000元到4000元不等；其吃、住、旅游、來回機票全包，每人費用至少需4000元。

　　“學會明里吃的是藥廠，暗地里卻是在吃患者。”業內人士說。藥廠為何甘愿為學會做如此高額的付出？因為醫學學會的會員、會議代表都是主治大夫以上的專家。藥廠“公關”的費用，最終都要一一轉嫁到患者頭上。患者才是“學會腐敗”最終的買單人。

　　“醫學學術營銷也是行業的潛規則。”劉斌告訴記者，“目前，我國醫學學會權力很大，集醫療事故鑒定權和醫學科研成果評比權于一身，它又要企業化運作，經費沒有保障。因此，與藥企合作很自然。在醫學組織的雜志上，與贊助商產品有關的臨床研究報告得到優先發表，而有關公共衛生和其他治療方法的文章則越來越少。此外，他們還在醫學組織制定的指南上推薦贊助商的產品。”

　　目前，國內對此現象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而美國正準備立法對此加以規范。在美國共和黨資深參議員葛拉斯理的提議下，美國即將實行《醫生報酬陽光法》，對藥廠的行為進行約束。該法規定，藥廠每年要公布給醫生提供的各種禮品的種類、數目、金額和理由，醫生也必須公布他們在藥廠的股份或購買的股票數目，違者將被罰款。《醫生報酬陽光法》將在2011年3月起實施。

　　最近，輝瑞、禮來、默克、葛蘭素和美敦力等美國制藥巨頭迫于壓力，紛紛表態支持《醫生報酬陽光法》。美國著名醫療器械生產商美敦力公司表示，將在網站上公布每年接受報酬在5000美元的醫生名單；其他公司則表示，將公布報酬在500美元的醫生名單。報酬的內容包括咨詢費、專利費和其他勞務報酬。

　　國內某三甲醫院的一位張院長告訴本報記者：“我們也不希望與藥企有曖昧關系，也歡迎陽光法案。但前提是提高醫生收入，政府官員作出表率。否則會遭到醫生強烈抵制。”

　　醫生能否擺脫藥企的影響

　　張院長坦率地告訴記者，回扣只是藥企影響醫生的一種很低級的形式。

　　其實，醫生與藥廠的接觸方式很多。藥廠通常采取請客吃飯、招待旅游，以及提供學習機會來接近醫生，還可以為醫生提供研究資金、出錢招募試驗志愿者等。“國內醫生連低級的回扣都很難擺脫，更不要說藥企為醫生提供研究資助等隱蔽形式的影響了。”

　　目前我國藥品生產、流通企業數量眾多，醫藥流通領域中不正當競爭盛行。近年來，衛生部曾就醫藥代表用高回扣的方式讓醫生多開其代理的藥品現象開展過專項整治行動，希望著力解決行政機關和醫療單位的少數人員利用行政審批權和職務之便，收受“回扣”、牟取不正當利益等現象，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商務部曾對商業賄賂的藥品回扣做過統計：每年侵吞的國家資產約為7．72億元，約占全國醫藥行業全年稅收收入的16％。

　　“新醫改方案提出，要改變‘以藥養醫’體制。目前，‘以藥養醫’成為藥企賄賂醫生、藥價虛高的重要原因。”張院長認為。

　　此前，國家對公立醫療機構投入不足，為了保證醫療機構能繼續發展，政府采取“以藥養醫”的政策。按照規定，凡是經銷商賣給醫院的藥品，醫院可以將價格上浮15％出售。這部分差價就是醫院所得的利益。可以說，靠吃“藥”這碗飯，全國大大小小的醫院才得以生存下來。

　　劉斌告訴記者：“在醫藥鏈條中，醫院是藥廠的上帝，因為藥廠是過剩的。藥企都在低水平競爭，一種藥有上百家企業生產，嚴重供大于求，醫院就是‘誰給我的回扣多，我就用誰的藥’。”

　　“監督部門不是沒有意識到‘以藥養醫’的弊端，但改變醫院運行機制要有個過程。”國家發改委相關人士告訴本報記者。“以藥養醫”不僅僅體現在允許醫院藥品加價15％以上，還有許多隱性利益和資金可以從藥品中獲得，比如，一些醫院在運行和發展過程中，占壓藥品企業的資金、要求各種贊助、資助醫生進行學術交流提高技術水平等，這些支出不從藥品上出，就得從服務或財政上出。

　　此外，醫生雖然是個高智力、高風險的職業，但我國醫生的名義收入卻還比較低。因此，改革必須考慮到醫院的建設、發展和醫生隊伍的穩定等問題，在財力有限、矛盾積累較多的情況下，只能逐步調整，把“以藥養醫”的機制取消，理順醫藥領域各種扭曲的收入分配關系。

　　對于藥品回扣等商業賄賂問題，國家也加大了打擊力度。2008年10月，衛生部印發了《醫藥代表管理規定（草案）》征求各地意見。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指出醫療機構中的醫務人員以各種名義非法收受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等醫藥產品銷售方財物，為醫藥產品銷售方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

　　目前，還沒有針對醫藥代表的專門立法，衛生部將要制定的《醫藥代表管理規定（草案）》試圖通過醫療機構組織內部的自我強化管理，通過擴大醫療機構的權利，來解決商業賄賂問題。有關專家建議，國家應出臺法規規范醫藥代表行為，特別要明確，禁止醫藥代表無正式發票銷售藥品，禁止醫藥代表在藥品經營中以個人名義收取藥款。只有切斷醫藥代表個人無證經營藥品的票據鏈和資金鏈，才能有效遏制非法渠道購銷藥品行為。

　　“這幾年，醫藥代表已經很難做了。今后，隨著新醫改推進，會更加難做。”劉斌說，他不打算繼續做醫藥代表了。“今后，我也許會把這段經歷寫成小說。”（為尊重被采訪者意愿，醫藥代表用的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