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意義上,掛號已不是時下入院看病的第一道程序,取而代之的是找熟人、打招呼。沒有熟人不敢看病!在一個“人情至上”的社會里,患者對“招呼”的作用如此深信不疑,本身就是對醫生的最大懷疑。
作為浙江地區醫療水平最高的醫院之一,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簡稱浙醫一院)日前向全院員工倡議,任何病人,無論老少貴賤一視同仁,看病不要找熟人打招呼。此份倡議實質上也是對社會的一種承諾,院方希望借此重建社會對醫生的信任感。
記者在浙醫一院采訪時,有醫生甚至表示因得不到病人的信任而屢次想辭職。
如此,浙醫一院此次用倡議的方式向“招呼風”宣戰,這份倡議能否如同西方世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樣,約束醫患雙方的舉動,并真正化解醫患之間已經亂成麻團,說不清誰是誰非的信任危機呢?
浙醫一院向“招呼風”宣戰 求社會信任
擔心沒有熟人被醫生草草應付,擔心沒有熟人醫院門難進臉難看,擔心沒有熟人被開大處方用高價藥,如此帶來的“招呼風”究竟給整個醫療行業帶來了多大的負累,記者沒有求證過。但在醫界頗有聲譽的浙醫一院,記者卻看到這樣一份倡議書。
倡議寫到,希望全院職工為實現“滿意服務在浙一,看病不用打招呼”這一目標而努力。在為病人服務的每個環節中,不論托不托人,無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來自何方,均做到一視同仁。
對于這份倡議書,浙醫一院院長,院士鄭樹森的解釋是,它是“醫院管理年”活動和醫院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目的是倡導全院職工為緩解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盡一份力。
浙醫一院呼吸科醫生王雪芬則這樣告訴記者:“醫院一直是堅決反對找熟人,送紅包等行為的,這次把它作為一個倡議,首先是希望由此提高整個行業對于醫德的重視,二來讓全社會來監督醫院的運作,重新建立醫患之間的信任。”
實際上浙醫一院的這份倡議發出后,也確實在市民當中引起很大反響。在杭州人氣最旺的一家網站論壇上,網民們紛紛叫好。
網民“翁妮悠”說,生了大病,想找個好醫生有多難,先要找中間介紹人(少不了人情費),有時介紹人還不止一個,然后找到醫生,還要低聲下氣,看醫生臉色,看他情不情愿搭理,也少不了紅包。浙醫一院此舉,應該推廣,要提倡,這也是解決看病難的一個關鍵。當然,伴隨著叫好聲,也有很多人對“不打招呼”這一倡議能否實現表示擔憂。
病人:不打招呼心虛 打招呼心寒
病人及其家屬到底是如何看待“看病打招呼”這一問題的呢?記者采訪到的市民王大雷陪母親看病的經歷,個中曲折或許能給出一個樣板式的答案。
因母親身患重病,杭州市民王大雷在過去一年里經常掛在嘴上的三個字是“不容易”。王的母親去年在一家小醫院查出身體不適后,醫生就悄悄地把他叫到一邊,建議他如果能找到熟人的話,趕緊轉到大醫院查查。
“一開始我想不就掛號看病嗎,沒必要找人吧。”王大雷告訴記者,直到他為了一個專家號在某省級醫院排了兩天隊后,才開始有些后悔沒聽醫生的建議。當然,看完門診困難才剛剛到來。此后,因為王母需要手術和放化療,而醫院又床位緊張,醫生建議王大雷他們先回去等等,有了床位再說。
王大雷說,那時候一家人心急如焚,治病如救火,不可能這樣拖下去,于是又跑了一家省級醫院,重新排隊掛號做檢查,結果還是一樣,沒床位。
“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我才去托熟人跟醫生打招呼的。”王大雷說。他突然想起自己有個女同學嫁了個醫生,于是趕緊打電話,通過這位同學的丈夫找到了某省級醫院的一個科室主任,才最終拿到一張“加床位”。
拿到床位后,因為擔心給母親手術的主刀醫生醫術是否精良,擔心住院時被做一些沒必要做的檢查,被用一些沒必要用的藥品,王大雷又專門給醫生送了點土特產,希望照顧一下。
王大雷說,他在醫院陪護期間,病人家屬們經常相互問詢的問題是:“你們找熟人了嗎?”或者是“你們送禮了嗎?”“不容易。不打招呼覺得心虛,心里沒底;打了招呼覺得心寒,心想現在怎么這樣。”王大雷感嘆說。
采訪中記者發現,王大雷的感受相當具有代表性。而且習慣了打招呼看病之后,很多人甚至說不清自己對于醫生到底是否信任。
在浙一醫院門口,記者隨機采訪的市民張女士,因為母親有心血管疾病,住院是常事。當被記者問及是否信任醫生時,她笑了笑說:“生病了總是要看醫生的。沒有辦法。我們也都不懂醫學。醫生說什么就是什么吧。現在醫療事故那么多,我也說不準應該信還是不信。”
不堪病人不信任 醫生屢想辭職
實際上,不僅僅是病人為打招呼所累,漫天飛舞的“招呼”也常常讓醫生面臨情與理的抉擇,并且為得不到患者的信任而神傷。
要求記者為她匿名的劉博士是杭州一家市級醫院的主任醫師,她告訴記者,自己行醫過程中第一個來打招呼的竟然是自己的父親,起因是父親的一個朋友在他們院,希望檢查結果沒全出來就提前手術。劉博士說:“開始很生氣,覺得這是在干擾正常的醫療秩序,但又礙于我爸爸的面子不得不滿足人家的要求。”
當然,最折磨醫生心神的還是病人“打招呼看病”反映出來的不信任感。浙醫一院呼吸科的醫生王雪芬,就因為感覺得不到病人信任而屢次想辭職。
已行醫20年的王雪芬說:“我從小就夢想當一名醫生,并以此為自豪,可是就在這幾年,我曾幾次想過辭職。”
王雪芬覺得,“現在做醫生實在太不自在了”,“大多數的工作時間都放在安撫病人家屬上,我們和他們一次次地說明病情,把所有資料都給他們看,建議他們到別的醫院獲取信息,但他們依然不信任我們,認為我們在欺騙。”
因為缺乏病人及家屬的信任,王雪芬甚至部分地改變了自己的工作方式。她說,在過去她會主動建議病人實施一些手術,雖然存在一些失敗的可能,但不做的話就等于等死。而在現在,她不再提出這樣的建議,“手術失敗的話,病人家屬會認為是醫生誤導,然后上訴法院,出于自我保護,我現在只能選擇保守的治療方法,盡量避免所謂的醫療事故。其實醫患之間的矛盾如果激化,最后受到傷害的還是病人。”
誰來解醫患信任危機
世界大文豪契訶夫有一句透著狡黠與諷刺的“喻世明言”:醫生是請來的,護士是喊來的。然而在我們這個人情社會里,因為信奉“人心隔肚皮”,醫患之間缺乏真正的信任感。病人人前對醫生用的是“請”,人后用的則是“罵”。
信任感的缺失也催生了一些畸形的社會現象,譬如打招呼送紅包、譬如錄拍醫生看病時的言行,再譬如醫鬧……
全國人大代表、第四軍醫大學教授藥立波提供的一組數據發人深省。“醫護人員對目前我國的醫患關系現狀表示滿意的僅占2.7%;病人及其親屬也僅有13.2%表示滿意;對目前的醫患關系現狀不滿意的醫護人員已經達到62.3%。”
來自衛生部的統計數據也顯示,最近幾年,由于醫療糾紛而發生的沖擊醫院、干擾醫療秩序的惡性事件處于上升趨勢。2002年,這類事件有5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2006年則超過了1萬起。
對此,有分析人士指出,當前醫患信任感缺失,病人寧信“招呼”也不信醫生,乃至醫患矛盾不斷的狀況一方面和我國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供需關系失衡,患者渴望得到優質服務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市場條件下,部分醫生醫德缺失有關。當然由于醫療行為的專業性,醫療信息的不對稱也客觀上加劇了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
記者在采訪中不止一次聽到,考慮到醫療體制改革的任重道遠,當前解決醫患信任危機較簡便易行的辦法是加強醫患間的交流和溝通,同時加強醫生的職業道德教育。
為此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耳鼻喉科主任醫師張重華建議醫院應設立專門溝通醫患關系的部門。
而對于醫德建設,我們很難說清楚,是否希望像浙醫一院這樣的倡議再次出現,并演變為西方世界“希波克拉底誓言”似的職業準則。畢竟大多數醫生是有自己的職業準則的,正如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黨委副書記葛亦凱告訴記者的那樣:“對于醫生來說,所有病人都是一樣需要細心治療的,和有沒有紅包,有沒有熟人都沒有關系,這是醫生的基本職業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