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并購：禍兮？福兮？
外資加強行業滲透
目前，外資并購已經滲透到了中國市場的各個行業。從總體上來說，外資進入民族企業基本上是從合資開始的。通過合資伙伴，了解國內行業形勢、法律法規，降低進入國內市場的難度。伴隨著國內市場經濟的確立、市場規則與國際不斷接軌和法律法規體系的持續完善，外資進入民族企業的方式日益多樣化，利用產權市場、股票市場獲取控股權，進而取得經營管理權。外資并購進展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從食品、日化、醫藥這三個行業來分析。
“就目前而言，幾乎食品飲料的所有子行業都有外資控股品牌的身影。”中國民族證券食品飲料行業研究員劉曉峰對記者說，“如荷美爾、雙匯（肉制品加工業），金龍魚、胡姬花、鯉魚（小包裝食用油），達能、樂百氏（軟飲料行業），百威、喜力、三得利、朝日、雪津（啤酒業），卡斯特（葡萄酒）等等。與此同時，未來外資介入食品飲料行業的程度還將進一步加深，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外資可以利用成熟市場穩定的利潤和現金流，采取戰略投資的方式布局國內市場。”
同時，劉曉峰表示：“但在食品行業中，我國也不乏一些優秀的民族品牌。如千喜鶴、雨潤（肉制品加工），福臨門（食用油），燕京、雪花（啤酒），茅臺、五糧液、瀘州老窖、酒鬼（白酒），農夫山泉（瓶裝水），長城、新天、莫高（葡萄酒），伊利、光明、三元、新希望（乳業），露露、椰樹、大寨（植物蛋白飲料）等等。”
劉曉峰分析稱，外資控股的品牌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外資自身品牌在國內的拓展，如可口可樂、百事可樂、達能、家樂氏、百封，擁有這類品牌的企業，一般都具有強大的戰略投資能力；第二類是外資在國內建立、培育的品牌，如嘉里糧油的金龍魚、胡姬花；第三類是外資通過資本市場獲取控股權的品牌，如羅特克斯有限公司（美國高盛集團控制）控股的雙匯，英博控股的雪津啤酒。
而日化行業，消費者心目中的主流品牌幾乎都是外資或控股品牌，至少有80%以上。尚道營銷咨詢董事長張桓表示：“目前，我國純粹民族品牌已不多，最值得稱道的只有上海家化集團的旗下幾個品牌如佰草集、六神、可采等了，其余如自然堂、歐柏萊、卡姿蘭等只是在銷售上取的一定優勢和先機，在品牌心智中并未成為品類首選，地位不牢。至于一些真正的老字號比如孔鳳春以及上海家化計劃推出的‘雙妹’并不成氣候。”
在醫藥行業，“白加黑”被收購僅僅是冰山一角。方正證券研究中心醫藥行業分析師薛娜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在整個醫藥行業中，西藥的外資控股品牌占絕大多數。如，感冒藥白加黑、泰諾，胃腸道用藥胃必治，避孕藥毓婷等。此外，心血管用藥、糖尿病用藥很多藥物都是外資控股的品牌藥。早在2004年，中國國內最大的抗生素生產基地華藥集團就已經賣給了荷蘭的DSM（歐洲最大的原料藥生產企業）。而西安楊森的名字里雖然有中國的地名‘西安’，但它其實早就已經100%屬于比利時了。
對于造成外資大量收購本土醫藥品牌的原因，薛娜表示：“這主要是我國化學制劑行業的發展水平決定的，因為我國化學制劑的藥物主要是仿制藥，因此市場由很多廠家共同競爭。而國外的主要是專利藥，因此先入為主，具有品牌效應。目前，我國純粹名族品牌主要是一些中藥，如同仁堂、江中、三九、云南白藥、馬應龍、東阿阿膠等。中藥品牌與外資控股品牌比例應該來說為1：1，一半對一半。”
產業發展受雙重影響
專家分析，外資并購民族品牌，從目前來看，對行業的影響來講是雙重的。
從正面來講，首先，外資并購民族品牌，加快了行業整合速度，縮短產業發展歷程。外資并購民族品牌，一般會采取兩種方式處理，一種是“雪藏”，通過并購來消滅競爭對手，另一種是加大投入力度，提升其收購品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無論是哪種方式都提高了產業集中度。
第二，外資并購民族品牌，可以促進國內企業提升自身能力。外資從產業角度開展產品品牌運作、企業經營管理的思路與手段，對國內企業而言，在價格體系、產品構架、銷售管理等方面都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以競爭對手為標桿，向競爭對手學習，國內企業可以迅速縮小差距，提升自身能力。
第三，外資并購民族品牌，迫使行業管理部門提高行業服務和管理能力。如何充分放大外資并購民族品牌對行業的正面作用、降低負面影響，是行業管理部門面臨外資并購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
與此同時，外資并購民族品牌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首先，產業安全問題。尤其是涉及到城鎮居民基本消費品以及上游產業的，如食用油、乳業和肉制品加工等等，這些產品涉及面廣、消費量大且與國內農業緊密相關，如果不對外資并購適當控制，那么對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將會形成很大挑戰。
第二，容易形成寡頭或壟斷。外資并購民族品牌，尤其是產業資本形式的外資，其收購往往會更加強化外資的競爭優勢，國內企業和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間受到壓縮。在被收購民族品牌的品牌管理上，民族品牌屬于被“圈養”或者“打入冷宮”處境。因為，很多外資公司看重的僅僅是民資品牌曾經千辛萬苦所搭建的銷售渠道和經銷資源，而非民族品牌的品牌價值。這一點從歐萊雅收購美加凈和小護士，寶潔收購沙市日化“活力28”后對所收購品牌的質量、價格統一降低處理可見一斑。
第三，對我國特色企業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民族品牌發展主要仍處于成長期，如果民族品牌不進行保護，任由它們被強大實力的外資企業進行兼并，國內將失去具有民族特色的品牌，對于具有中國民族特色企業的發展造成很不利的影響。
當然，對于大部分消費者而言，無論是外資控股品牌還是民族品牌，產品的安全性、便利性、經濟性還是最關鍵的。外資并購民族品牌，有可能會引起國內消費者的抵制。比如，可口可樂擬收購匯源引發諸多網友的抗議，出現“如若收購成功，拒喝匯源”的說法，但這種說法付諸于實踐，受可選擇空間縮小和其他需求的制約。
與此同時，外資對于民資品牌的收購，對于消費者而言不是什么好事，因為外資品牌幾乎壟斷了很多消費者的心智資源，并成為很多消費者的首選。比如，外資公司在日化行業已經建立了完全的話語權和渠道優勢，從而擁有了整個品類的定價權。對于很多消費者而言，這意味著他們只能對著外資品牌的高價而無奈興嘆。“現在，很多消費者基本沒有什么主流的國產日化品牌可以選擇，因為國產品牌少有品牌定位清晰、永續經營者，幾乎仍處在賺快錢和炒作概念階段。”
品牌國界與大國氣度
經濟發展可以全球化，企業發展可以跨國境跨地域，人文交流可以跨民族跨文化，但人是有國籍之分的，于是品牌也就有了國界。歷史地看，一個國家的興旺發達必須以一系列企業品牌的成長壯大為前提。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在濟南舉行的一次經濟論壇上曾說：美國為什么強大？歸根結底是因為其經濟強大，“世界十大品牌”美國有九個。
培養一個民族品牌要經歷千辛萬苦，很多民族品牌在被外資“收購”后就在地球上消失了。也許有人會說，民族品牌自然死亡，還不如高價賣給老外——自然死亡顆粒無收，可能還欠一屁股債；出售給老外，有機會得個高價，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民族品牌是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其本身就飽含著民眾的信任、支持和感情。不同于廠房、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等硬件，它的存在不僅是企業的，更是民族的。民族品牌作為一種特殊文化，已經成為了國家軟實力的象征。然而民族品牌又不等同于文物，它們不僅稀缺，還具有可創造性。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素以“公正、與國際接軌、開放和大國氣度”的心態來歡迎來自國外企業的投資。外資進入民族企業正是國家加大市場開放的必然結果。薛娜介紹，目前，由于國家政策因素，外資企業正在大量涌入中國醫藥市場。比如，上海張江高科地區建立了各大制藥企業的研發中心，禮來、輝瑞、葛蘭素等世界頂級制藥企業的研發中心陸續遷入中國市場。“未來，將有更多的外資企業在國內建立研發中心和生產車間，與中國醫藥企業合作發展醫藥市場。我認為，外資進入對醫藥行業快速發展起到推動作用，有利于藥企增加企業競爭力。”薛娜說。
從目前而言，對于大多數實力較弱的國內食品飲料企業來說，主動要求并購的例子著實不少，因為其有利可圖：一方面可以提升自身實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區域政府引進外資的“政績”。
可口可樂并購匯源就是一例主動要求并購的實例。從匯源果汁自身而言，其發展面臨著諸多瓶頸，在百分百果汁和中高濃度果汁市場以及果汁飲料市場強大的競爭壓力，都制約了匯源果汁未來的進一步發展。退出下游、進軍上游，從匯源集團的角度來看，無疑是上上之選。
然而，也有專家指出，中國對外資的進入并不能放任自流。劉曉峰表示，適當控制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國計民生、業內企業還很弱小的行業。以食品飲料行業為例，食品飲料可以滿足的廣大居民的剛性需求，未來盈利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均較高，如果讓外資在行業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那么行業的話語權將會被外資所控制，“一旦出現短缺，國家的宏觀調整能力將會直接受到限制，甚至連基本的食品數量安全都難以保證。”
外資的控制力在日化行業最為典型。以寶潔和歐萊雅為代表的外資進入日化行業以來基本是以行業引領者的姿態和身份改變了很多消費者對于日化產品的使用習慣，也間接教育了很多國內日化企業。
“雖然有奧妮和舒蕾等品牌的階段性阻擊，可是從大勢看，外資在日化行業的江湖地位將日益鞏固。甚至，從品牌地位和影響力講，外資基本上壟斷了國內日化行業主流品牌，未來即使有一些優秀的國產日化品牌，也很難抵擋被外資收購的誘惑。或者，也只能成為某些小眾或者非主流品牌，比如可采、佰草集等。”張桓對記者說道，“我歷來不贊成企業尤其品牌商標所有權被外資收購或者合資，因為外資品牌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們看中的是我們國內的市場和國產日化品牌的渠道資源，并非愿意與我們一同永續經營我們自己的國產品牌，并賣到全球去。你見過我們合資的品牌被外資企業賣到全球去了么？沒有。”
“眼下，中國國內的日化品牌前期往往因為短視，覺得外資既出經驗又出現金，我們只出商標，何樂而不為？所以前期合資基本中方覺得賺了，但后來才知道，外資品牌才是老謀深算，他們一直在全球干著同樣的事情——前期讓合資方覺得賺了，后期合資品牌被打入冷宮或者設計成為僅面向中國的小眾品牌，外資獨有的品牌卻已經進入中國市場主流。從這個角度講，外資品牌和民族品牌是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當然最后贏的肯定是周瑜。”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民族品牌應該何去何從，值得人們深思。（本刊記者李穎）
不要把品牌并購意識形態化
——專訪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
外資并購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但讓人擔心的是：外資并購會不會造成國家經濟競爭力減弱？有沒有造成市場壟斷？是不是影響到產業安全、國家經濟安全？金融危機形勢下中國企業應持以怎樣的姿態？為此，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專訪了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王志樂。
用平和的心態看待
中國質量萬里行：本刊梳理了近年來發生的和消費者關系比較密切的外資并購事件，其中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很多行業內發展良好的民族品牌都樂于把企業賣出去，譬如蘇泊爾、大寶，還有雙匯等。你對此如何看待？
王志樂：首先，我們應當尊重企業家的決策，給企業家更寬松的經營環境。企業決策者對企業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最清楚，也對做出何種戰略決策最有發言權。
再者，我們應當用企業發展的自身規律看待并購。賣出企業和買入企業都是企業實施發展戰略的重要措施。從產品買賣到企業的買賣，其實是企業競爭的更高階段。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應當善于在合適的時機以合適的價格賣出自己企業的一部分或全部，也要善于在合適的時機和合適的價格買入別的企業，其目的都是為了創造價值。我們對于跨國并購還不熟悉，而這恰恰是中國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進而成長為全球公司的必修課。我們要通過接受外資并購和走出去并購外國企業來學習跨國并購。這方面我們還需要靜下心來做很多功課，學習很多企業的經驗和教訓。不參與并購，不可能學會并購，更不可能走向世界和并購外國公司。
中國質量萬里行：但對于一些民族品牌被外資收購或者被外資控制，很多人一方面在情感上難以接受，另一方面擔心大量并購會形成壟斷。因為購買方往往本身是強勢企業，而被購方也大都是行業里的領軍人物，市場占有率很高。
王志樂：民族品牌是一個非經濟學和非法律概念。品牌是企業競爭的資源，是企業在競爭中培育出來的，屬于具體的某個企業或某個企業群體。事實上只存在“中國企業的品牌”，而不存在“民族品牌”或者“中國品牌”。品牌都是某個企業注冊和擁有的，沒有一個品牌是以國家和民族來注冊的和支配使用的。因此我們在并購事件中要保持平和的心態，不要把并購意識形態化。
當然，外資大量并購有可能導致行業壟斷的風險，要具體分析，積極應對。
判定外資在并購后是否形成壟斷，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壟斷。一些人說某某領域被外資“壟斷”了，其理由是這個行業各個外資企業占有的市場份額加起來達到很大比重。
這種判斷有兩點失誤。首先，同一行業內的外資企業之間也存在競爭。不應當把一個行業所有外資企業加在一起作為一個市場競爭主體來作判斷。第二，市場份額集中是壟斷的條件，但不等于壟斷。
嚴格地講，壟斷是指單個企業運用其市場優勢地位來限制競爭的一種行為。從我們的調查看，目前有少數行業確實存在某個外資企業市場份額集中度高的情況，但還沒有真正形成壟斷，即這個外資企業利用其市場份額集中的優勢限制競爭。從目前看，一個外資企業還難以在短期內形成對中國某個產業的壟斷。
現在真正的壟斷企業還多是國有企業。國家在市場準入上有限制，行政造成的壟斷。隨著改革開放步伐加大，絕大多數行業應該允許外資、民營企業進入。這樣對中國的產業安全最有利。
不能把一個企業或者一個產業在市場競爭中遭遇困難就上升到國家經濟安全的高度，這樣做往往會使某些企業以國家經濟安全為名行企業保護之實。
不會危及國家安全
中國質量萬里行：伴隨著外資企業的大量并購，本土中小企業受到擠壓，會不會降低國家經濟競爭力？如果外資企業在某一行業出現了壟斷現象，會不會危及國家經濟安全？
王志樂：外資并購是企業之間的商業行為，從現有并購案例看，不管國內企業是被甲公司收購還是被乙公司兼并，即便由外資控股，最終也是變成中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群體的一分子，它的運行受中國法律規范和中國政府管理。在并購中，如果外資企業構成了行業壟斷，那么這是市場經濟秩序問題，或者說是經濟健康問題，不是經濟安全、產業安全問題。
況且對于外資企業的壟斷傾向我們可以通過相關法規加以約束。最近商務部等六部委出臺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就是一部規范外國投資者并購活動的法規。其中對于外資并購可能帶來的市場壟斷問題進行了周密的限定。退一步說，萬一形成壟斷，國家也可以通過《反壟斷法》加以制約。事實證明，多年來我國政府對于外資的引導和管理是成功的，存在的一些缺陷也正在改進之中。
目前絕大多數并購案發生在一般競爭性領域，這些行業并不觸及國民經濟命脈。至于國民經濟的重點產業或戰略性產業如石油、鐵路、石化、運輸、煤炭等，依然控制在國企手中，有外資影子的鋼鐵、水泥、電力、機械、冶金等行業，外資的比例也都很低。
中國質量萬里行：你的意思是，外資并購不會危及經濟安全？
王志樂：國家經濟安全是相對外來威脅而言的。而外資企業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公司。它們不僅具有中國企業的法律地位，而且已經深深地融入中國經濟體系。這些企業創造了中國約1/3的工業產值，提供了全國超過1/5的稅收，雇傭了2000多萬員工。國家統計局歷來把外資企業作為中國經濟的一部分納入國家經濟統計。
更為重要的是，外資企業已經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最積極的企業群體。外資企業引進技術在中國引進技術總額中約占50%，外資企業出口約占中國全部出口60%，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88%是外資企業實現的。以一批著名跨國公司為龍頭，在中國形成了一條又一條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鏈。顯然，外資企業作為最具有活力的企業群體，大大加強了中國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實力。如果中國企業群體不包括外資企業，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大打折扣。換言之，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度會大大下降。
所以，中國不同所有制企業間的競爭、并購等問題，包括壟斷問題不能統統上升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基本上屬于國內經濟運行中的問題，涉及的是經濟體制或運行機制是否健康的問題，不應當將這種商業行為意識形態化，進而渲染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中國質量萬里行：那你的意思是，這些年在外資并購過程中，中國經濟安全度實質上是提高了？
王志樂：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安全，主要看其經濟競爭力。沒有競爭力的國家面對外部競爭就難以保障安全。國家經濟競爭力又決定于企業的競爭力。
我認為中國經濟安全度提高了，一個重要根據是這些年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大大加強了。例如，《財富》雜志最新排名的全球500大公司名單(2005)，有19家中國大陸企業，上榜數量居世界第六，僅次于美、日、英、法、德，而1996年還只有3家中國企業上榜。中國企業不僅數量大大增加，質量也顯著提高。今年全球500大的平均銷售收益率是6.42%，中國的19家企業平均銷售收益率是6.88%，這個數字超過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有的中國公司已經成為行業的領先企業。例如中國移動銷售收入排在全球電信公司第11位，但是其銷售收益率和資產收益率分別排在第二和第三。最近，其市值躍升全球電信公司第一。
歷史上，一個國家崛起的時候往往伴隨著一大批世界級的企業出現在在國際舞臺上。目前，中國企業群體正在崛起，而且勢頭強大。中國企業競爭力的上升是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度提升的關鍵。不應當割斷歷史，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問題。
在開放中應對經濟危機
中國質量萬里行：在當前經濟危機的大形勢下，中國是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小的，不少人認為，這得益于中國的企業、經濟沒有完全開放。在金融危機之后，各國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有的要求買國貨，有的要求雇傭國人等等，這些都是反全球化的，你對此有何看法？
王志樂：這個問題要歷史地、從全球視野來看，否則看問題有可能偏離事實真相。也就是說，要看最近這些年全球的企業、全球的產業發展到底出現了什么樣的趨勢。按照我們跨國公司研究所的調查，全球化是一種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1992年以來，全球的企業、全球的產業出現了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變化，就是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
1991年底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后，全球化的政治障礙被掃除了，出現了全球市場，伴隨而來的是金融的高度全球化。而1990年代中期由于信息技術革命，使得經濟全球化的技術支撐又得到了空前的加強。隨之全球的跨國公司向全球公司轉型，戰略上從過去的跨國經營戰略發展到全球經營戰略；管理從過去的中心輻射式的管理，發展到全球網絡、責任。
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在1994年的時候，海外的資產、銷售、雇員一般只占到公司總量的40%多一點，但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海外的部分越來越大，到現在都接近60%了。比如說IBM公司，2/3的員工，60%的收入來自于美國以外。它在全球配制資源，采購中心放在中國的深圳，財務中心在吉隆坡，人力資源中心在馬尼拉，研發中心有8個，3個在美國，5個在海外，其中一個在北京，最后實現了24小時不間斷的在全球范圍的研發、整合。換句話說像這樣一種全球化的公司，在此期間實現了尋找最優的資源，在全球的配制。
中國質量萬里行：在全球化形勢下，企業如何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
王志樂：我們最近出了一本書叫做《靜悄悄的革命：跨國公司向全球公司轉型》，把全球化進行了梳理，而這種變化是我們平常沒有感覺到或者說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在全球性公司出現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種全球性的產業。過去我們講搞一個產業可以說是自力更生，自成體系，但是當前在世界上有很多產業已經很難自成體系了。因為真正有競爭力的產業，都是在全球吸納資源，在全球布局，整合產業資源，打造全球產業鏈，像汽車產業、鋼鐵產業，飛機制造業都是這樣的一種產業，高度的全球化。
全球性的公司、產業由于在全球配制資源，尋找最優的生產要素，所以就提高了資本、技術、人力等生產要素的效率，降低了成本，擴大了市場，從而極大地開發了全球的生產力。比如在1991年的時候全球商品出口總量34299億美元。但是到了2007年已經將近14萬億，在這十幾年之間增長了4倍。全球的GDP從21萬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50多萬億美元。而世界500個最大公司的利潤在1990年代初的時候只有3000多億美元，但是到了2007年居然達到了16000億美元，平均每一家大公司32億美元。
所以說，全球公司、全球產業、金融的發展極大的把全球生產力開發出來了。那金融危機為什么會出現呢？我的觀點是，如果從這一角度來看，正是由于全球超越國界生產力的發展，面對的是以國家為界限的管理模式——現在實際上適應不了新生產力，也就是說由于缺乏超越國界的全球范圍的協調和監管，最終導致了這次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短時間內各國買國貨、雇傭國人等等好像是反全球化的，但是最后實行下去，都實行不通，因為新的生產力不可能退回來了。因此我認為全球化肯定會繼續發展的。但是我們不少人缺乏這種全球視野，往往以狹隘意識形態的民族視野看世界，以經濟全球化以前的觀點看待全球公司和全球產業帶來的競爭。
所以我覺得目前最大的問題，從我調查的國內、國外企業來看，我覺得恐怕最需要解決的是從意識形態化的思維束縛中解脫出來，從民族國家視野擴大到全球的視野，從民族工業的思維上升到全球工業的思維。
企業利益而不是民族利益
中國質量萬里行：中國企業應站在全球化的戰略高度上應對金融危機？
王志樂：對。應對金融危機不應該以犧牲新的生產力為代價，而應當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應當通過堅持改革，特別是堅持開放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
我覺得中國應該抓住金融危機提供的機會，使企業進一步全球化。應對全球公司、產業的競爭不能以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的企業與全球企業競爭。別的公司把我們中國的資源都吸納進去，再來和你競爭，我們自己在一個國家之內跟他斗是不可能取勝的。
我們必須也要往跨國公司發展，但是現狀不太樂觀。聯合國在發布100個世界個最大的跨國公司名單的同時，還發布了100家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的名單，中國有9家，如中信、中軟、中建、聯想等。這9家的跨國指數，就是海外部分占總公司總量的多少，普遍只有百分之十幾、二十幾。只有兩家規模比較大，一個是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海外的部分占了47.7%，另一個是聯想，2006年的數字是47%，估計現在已經超過50%了。
全球化指數低，意味著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吸納資源，整合資源的能力低。所以我覺得這是這次金融危機之后我們面臨的一個挑戰。
中國質量萬里行：要提高全球化指數，是不是說中國的企業要積極參與外資并購？
王志樂：兩方面，引進來、走出去。第一個措施是繼續引進來，創新利用外資的方式，積極參與外資并購。這幾年我們國內對外資并購企業輿論的主調是反對的，而且動不動就用國家經濟安全、產業安全這樣的大帽子來看問題。
去年受商務部委托我們做了一次調查，對22家外資并購境內企業的案例進行了重新的梳理。調查中我們和案例的中方領導，跨國公司方面中國的代表，還有地區政府進行了充分溝通，但調查的結果非常遺憾。
我們調查的外資并購企業22個案例中，沒有一個案例影響了國家經濟產業的安全，案例中有一些是中外企業發生了爭論、爭執，本質不是國家民族利益的博弈，而是是中外企業利益的博弈，但爭執中往往把企業的利益上升到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上去。實際上外資并購在中國有政府的看管，是很安全的。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學習并購，就跟過去外資來投資，我們學習建企業一樣。但一些機會讓企業抵制掉了，而我們企業里很多人連什么是惡意并購，什么是善意并購都不懂，更不要說怎么談判等等了。
問題出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把經濟意識形態化，企業政治化。當然經濟、企業有政治問題，但是我覺得在企業經營上就是企業，不應該上綱上線變成一種政治問題。以“蘇泊爾”為例，當年國內不少人罵，說蘇泊爾如果被法國人并購中國人做鍋、做碗就不安全了，實際上是開玩笑。這個公司并購成功之后的效果，他們老總跟我講實際上超出了意想，從品牌到國際銷路，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大大提升。
第二個方面我覺得中國企業應該走出去，打造中國的跨國公司，也增加我們在全球吸納資源，整合資源的能力。這里我提倡向聯想靠攏，中國真想走向世界，真想在新一輪經濟競爭中取得優勢，真得有像聯想這樣的全球跨國公司。
可以這么看，我們很多企業是國內企業，后來對外貿易便成了國際公司，但是在對外投資的時候才成為中國的跨國公司。只有對外投資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吸納國際資源的進一步增強，才能真正的成為全球化公司。所以我覺得中國的企業應該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上去，變成發源于中國的全球公司，才能在世界上有真正的影響力。（本刊記者宿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