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文/本刊記者 宿希強
在世紀交替、世界面臨共同挑戰的宏大坐標下觀察，在“低碳”、“轉型”、“發展”、“美好”成為全球共同關鍵詞的背景之下，人類已站在了新的經濟、科技、文化融合與提升的十字路口，作為首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的綜合博覽會，2010上海世博，意義空前。
中國更是站在了新的發展的十字路口。在經歷改革開放30余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中國正面臨著新一輪上升的拐點——經濟發展方式、制度安排、社會結構、公民意識等，都期待著積極的更新與飛躍。而如何完成這一輪的更新與飛躍，是新的歷史時期賦予中國的課題，也考驗著中國人的智慧。
此背景下，上海世博的參照意義也被廣為看重。“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像是一道切題的命題作文，中國命題，世界答題。這無疑是一道高質量的題目，是人類追求的永恒命題。當然，對于世博會的主辦方中國來說，中國理應率先高質量破題。
如果說中國破題的著眼點在于“一屆成功的世博會”，那一屆成功的世博會對于中國意味著什么？怎樣的一屆世博會對于中國可稱成功？中國應該從世博會觀察到哪些須觀察的、收獲到哪些須收獲的？
中國需要在現實中高質量地應答這道大題。
世博是一面鏡子
通過世博這面鏡子，可以看到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和不足，但國人更應該通過世博收獲自信，全民達成把產業升級、質量監控、科學發展放在首位的共識，完成我們這一代人肩負的歷史使命。
和人們預想的一樣，上海世博會正在有條不紊地展示她獨有的魅力。園區客流統計顯示，自5月1日上海世博會開園一個多月來，客流量已突破千萬大關，單日客流量超過50萬人次。據此估計，整個世博會184天，參觀客流量將極有可能突破一億人次，比官方期望的7000萬人次還要樂觀。
世博網對此評論：中國人的熱情正在釋放。
這樣的參觀規模，堪稱空前。此前，159年世博史上，參觀人次最高的一屆是1970年的大阪世博會，達6422萬。中國將創造新的歷史紀錄。
不僅僅如此。事實上，和北京奧運會一樣，舉全國之力籌辦的上海世博會，創下了系列世博紀錄——
參觀人數、參展規模空前，192個國家和50個國際組織確認參展，保守預計7000萬人參觀；上海世博會非洲國家參展力度空前，非洲大陸53個國家中，50個確認參展，其中與中國建交的所有48個國家全部參展；各國政要重視程度空前，將參加上海世博會的副總統級別政要達102批，刷新歷史紀錄；展區面積空前，本屆世博會展區面積5.28平方公里，為歷史上最大；志愿者數量空前，本屆世博會志愿者人數超過200萬，史無前例；參展方自建館數目空前，約有4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報名建設，數量為歷屆之最……
與此對應——
“奧地利把上海世博會納入了奧地利世博會歷史上最大的參展項目。”上海世博會奧地利展館總代表漢內斯·安德羅施說。
“沙特阿拉伯對上海世博會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財力、物力、人力方面的投入堪稱歷史之最！”上海世博會沙特館館長說。
“德國的參展規模是歷屆世博會之最。”德國經濟部長布呂德勒說。
……
但所有這些包含“大國情懷”的描述顯然不是世博會的全部，更非要義所在。
世博契機與經濟轉型
“世博會對中國的深刻意義在于促使中國經濟更好更快地全面轉型，這應該成為全民共識。”上海社科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秘書長屠啟宇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從重視程度看，國家也期望一屆成功的世博會能成為推動科學發展和經濟轉型的契機。”
審視世博會的發展歷程，有學者分析，世博會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三波“高潮”：第一波在歐美，以展現工業文明與國家力量為主；第二波在日韓，以拉動區域經濟、調整產業結構為主，而第三波是在中國。
中國如何抓住世博這一機遇？
早在中國申辦世博會之初，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汪道涵就意味深長地說：“世博會管50年。”
“這是說的世博長期效應，”上海社科院經濟所副研究員喬兆紅認為，“世博會緣起于大國登場，其歷程證明著強國世博，其影響證明著世博強國。”
中國之所以看重世博會，無疑也在于世博的拉動效應，而世博的強力拉動效應與長期效應在歷屆成功的世博會中體現良多。
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會引發的投資和消費拉動了地方經濟增長，形成了特殊的“關西經濟帶”，也孕育形成了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世博會之后大阪逐步發展成為了日本的第二大經濟圈。此次世博會，極大促進了日本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大阪經濟圈的融合。
1992年西班牙塞維利亞世博會投資100億美元興建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新機場和酒店床位接待能力的提升，使旅游業成為獲益最大的行業。世博會后在園區二次開發興建了“塞維利亞科技園區”，到2004年園區產值占整個城市生產總值的12%。此次世博會的舉辦，使西班牙的產業結構發生了極大變化，服務業產值比重從1990年的57%增長到1993年的63%。
1993年的韓國大田世博會，同樣促進了產業升級。之前韓國一直以出口加工型經濟為導向，1985年韓元對美元大幅升值后，韓國的出口大受影響，韓國經濟出現了滑坡。1993年，韓國國內生產總值處于谷底，但世博會后經濟逐漸恢復了增長，此次世博會成為韓國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契機。
反觀中國，世博的拉動效應還只是初見端倪。“以世博會為契機，長江三角洲地區加強了綜合交通網絡的建設，如杭州灣大橋、高速公路網、滬杭高速鐵路等。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初步實現了3小時經濟圈，使圈內各城市之間的交往更為便捷，為產業和資源優化配置提供了有利條件。上海、杭州、蘇州、寧波和南京等城市將脫穎而出。上海世博會，將促使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崛起，并成為全球六大城市群之一。”上海財經大學世博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孫元欣說，“上海世博會大大促進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崛起和經濟圈的聯動發展，應該沒有問題。”在他看來，上海世博會將給中國帶來1.2萬億至1.5萬億元的產出效應，但其中，至少有30%釋放在世博會之后。
很多研究者認為，世博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目前還主要集中在上海，最先受益的是前期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建筑行業，以及相關消費帶動的商業、餐飲、服務等行業。“世博園區從規劃、搬遷、建設、運營到二次開發，至少歷時10年。由此投入的巨額資金以及帶動的相關技術和產業的勃興，一定程度上可支撐起上海兩個‘五年規劃’的經濟基本面。”
問題是，世博效應如何波及全國？
“上海世博應該是一場中國全民的國事活動，”中科院經濟研究所專家周民良認為，“無論官員、企業還是民眾對世博的認識不能浮于表面。”
事實上，中國高層不僅對世博促進上海經濟轉型期望值很高，還對促進全國經濟轉型抱以厚望——至少是在意識層面。早在2009年上半年世博園建設期間，國務院前副總理、上海世博會組委會前主任委員吳儀就在一次工作會上對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地方大員提出要求：“不要把你們的地方館搞得像成就展。”上海世博局副局長朱詠雷認為，這是說到了點子上，點明了世博會的方向和宗旨。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就在世博會開展得如火如荼的6月，中央高層在系列考察、調研活動中，也頻頻提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等字眼。６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黑龍江調研時強調，“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國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幾乎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內蒙古考察時也強調， “要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做好新形勢下內蒙古工作的重大意義，把進一步改善民生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進區域協調發展。”
“中央高層的定調釋放出強烈的信號，中國正在也必須完成從‘數量經濟’向‘質量經濟’的轉變。”中國十大質量人物、北京大學質量與競爭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楊鋼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殊途同歸，民間的世博與官方的高層都在普及中國經濟轉型這一思想，以逐步完成國民經濟體制和結構發生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找準位置與收獲自信
世博會是一面鏡子，確切地說是一組鏡子，世界各國互為鏡像，互相參照借鑒。“我們在看到差距的同時，更應該收獲自信。”中國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主任劉治彥對記者說，“重要的是，中國能通過世博會進一步找準在世界上的位置，中國的年輕一代也能藉此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早在本屆世博會之初，上海世博局副局長黃健之就強調，“在很多方面我們并不比外國落后。”
其中有代表性的當屬世博會有史以來室內展覽面積最大、展示內容最豐富的主題館，館內建有世界最大的生態綠墻和世界最大的無柱展廳，主題館屋面太陽能板面積達3萬多平方米，是目前世界最大單體面積太陽能屋面。“這是由一些歸國學者研制的模塊式太陽能聚熱陣列技術，比光伏技術更先進，是全球最尖端最前沿的光熱技術。”上海世博會園區總規劃師、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吳志強說。
早在2005年，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就啟動了“世博科技行動計劃”，科研投入7億元，據上海市科委主任壽子琪介紹，許多項目成果已在世博園區的規劃建設和運營管理體系中得到實際應用，如建筑節能、樓宇自控、新能源汽車、RFID、安防、智能交通等。
“無論世博會上還是世博會下，中國人應該有足夠的底氣，”劉治彥認為，“這是我們觀察世博應秉持的心理姿態。”
1902年，懷揣強國夢的梁啟超曾創作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第一回“楔子”便講述公元1962年正月初一，南京舉行維新五十年之大祝典，其時正值萬國太平會議召開，各國全權大臣在這里簽署太平條約，其間，還在上海開設大博覽會（世博會），梁啟超設想的大博覽會，“不特陳設商務、工藝諸物品而已，乃至各種學問、宗教皆以此時開聯合大會。各國專門名家、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竟把偌大一個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
百年來，國人把能舉辦世博會看作國家強盛、社會繁榮的標志和象征。而百年世博夢的背后卻是，中國人日漸消逝的民族自信。
從這種意義上說，5月下旬，本屆上海世博會曝出的“假殘障坐輪椅事件”倒有了點中國人已然自信的味道——其固然說明中國國民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但也同時說明，中國人已不再刻意藏起“袍子下的小”了。
可供參照的是，1970年的大阪世博會。日本每日新聞社國際部主任八木亞夫回憶，他至今最難忘的是，大阪世博會之前，他的小學老師曾專門教誨：“外國客人來了，要講文明，不要再隨便撒尿了！”
大阪世博會舉辦時的日本和現在的中國相似，同樣是出口大國，同樣少有品牌，同樣處于產業鏈條的低端。當年，為時半年的大阪世博會，改變了日本的命運，而如今的上海世博會，也恰逢中國歷史上的轉彎之際。
大阪世博會的最大收獲是，日本各方逐漸形成了共識：通過世博會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均衡化。八木亞夫認為，大阪世博會實際上擔負了國民普及教育的功能，國民開闊了眼界，頭腦開了竅，日本走向均衡發展。在世博會上贏得自信樹立了目標的日本人，把產業升級和質量監控放在了首位，開始重塑日本制造。
“中國同樣應該通過世博收獲自信，全民達成把產業升級、質量監控、科學發展放在首位的共識，完成我們這一代人肩負的歷史使命。”楊鋼說。
當然，國人的這種“自信”和“使命”還需要伴隨國民素質的提升及更深厚的文化底蘊。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Better Ｃity, Better Ｌife”——上海世博的自我定位、使都市更好生活更美的理念通過卓越、開放、靈感和自信的心態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體現。“卓越、開放、靈感和自信是一種世博精神。”
杜維明認為，上海世博為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文化對話搭建了平臺。“以中國和美國的對話為例，我們的核心價值：仁義禮智信，關注同情、公正、責任、謙讓以及和諧社會，但我們也贊同美國的核心價值：自由、理性、法制、人權和個人的尊嚴。其實所謂美國的核心價值已經是世界各地都已接受的，因此也應該為我們所接受。”
“同理，我們的核心價值并不只是‘亞洲價值’，而是扎根東亞‘儒教文化圈’而且具有全球意義的價值，因此也應該是美國學習的核心價值。”杜維明說，“而所有文化的走向最終是邁向和平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