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下午，《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新書發(fā)布會在杭州曉風書店浙大店舉行。

10月12日、13日，作家葉開在其個人博客上發(fā)表日志，以其女兒的小學語文課本中《鳥的天堂》和《一顆小豌豆》為例，比對分析了原作和被改寫后的小學語文課文之間的差別。而此前，今年9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一書也將矛頭對準了小學語文教材。

該書以教材點評的方式，刊發(fā)了一個名為“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的民間研究團體的研究報告——他們以目前使用最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小學語文教材(以下分別簡稱“人教版”教材、“蘇教版”教材和“北師大版”教材)中涉及母親與母愛的文章為研究對象，認為存在“四大缺失”，分別是經(jīng)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

3版本所選文章的總得分分別為“-2分”、“-1分”和“0分”

2008年，一直為《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撰寫專欄的語文教師郭初陽發(fā)現(xiàn)，目前小學語文教材選用的一些文章所塑造的母親形象和反映的母愛是“病態(tài)”的。

“郭初陽提出看法后，我們馬上查驗文本，確實發(fā)現(xiàn)存在太多問題。”《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執(zhí)行主編李玉龍有了組織團隊進行系統(tǒng)專項研究的想法。李玉龍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出面于2008年10月18日在浙江蕭山召集一些核心成員開會，牽頭成立了“母親·母愛”研究課題組。

如今被浙江媒體稱為“麻辣教師”的紹興稽山中學語文老師蔡朝陽在課題組中被委以學術主持人的重任，負責“人教版”教材中相關文本點評的統(tǒng)籌。“蘇教版”教材的統(tǒng)籌和“北師大版”教材的統(tǒng)籌工作分別由郭初陽和呂棟擔當，最后由李玉龍統(tǒng)稿。

經(jīng)討論，研究團隊將3個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中，出現(xiàn)“母親”、“母”(意為母親)、“媽媽”、“媽”、“娘”的課文全部列出篇目，并剔除那些“母親只是主體情節(jié)的點綴或僅起到穿針引線結構功能”的課文，從“人教版”、“蘇教版”和“北師大版”中分別精選出24篇、17篇和27篇(包括課文、選讀課文、略讀課文和習作)涉及母親與母愛的文章進行打分和點評。

打分的判斷原則是：是否符合公民社會價值多元化的要求、是否真實、是否有切實性。記者看到，在入選點評范圍的68篇文章中，只有4篇文章獲得了5分的評價，接近半數(shù)(33篇)文章的得分為負數(shù)。3個版本的教材所選文章的總得分分別是“-2分”、“-1分”和“0分”。

在總評中，蔡朝陽指出了上述3個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分別是經(jīng)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

他舉例說：“原來瑯瑯上口的《游子吟》，被費盡心思地包裝起來，仿佛農(nóng)民家里新買了空調，室內(nèi)機上頗費氣力加做的木套，沾沾自喜以為是偉大的發(fā)明，其實臃腫而贅余”。

課題組還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對一些文本的事實進行考證。例如，他們對課文《愛迪生救媽媽》的真實性進行了求證，委托在美國留學的學生查文獻、向醫(yī)學專家求證，得出的結論是：“最早的急性闌尾炎手術是出現(xiàn)19世紀末，最早對闌尾炎手術的論述是1886年。愛迪生生于1847年，電燈發(fā)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經(jīng)是一個40歲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說，愛迪生小時候根本沒有闌尾炎手術，不可能有一個醫(yī)生在他做的有影燈下為他得了急性闌尾炎的媽媽做了這個緊急手術——這個故事是虛構的。”

質疑權威是為了孩子

2009年年初，研究團隊形成了一份20萬余字的課題報告，《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刊發(fā)了其大部分內(nèi)容。此后，課題組還將該報告的全文發(fā)布到網(wǎng)上。

2009年8月和9月，一些國內(nèi)媒體刊發(fā)了對這項研究的報道和評論，一度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英國《經(jīng)濟學人》雜志也刊發(fā)報道稱，“最近，有20來位中國教師，指出了教材中的一些錯誤，掀起了一場風暴”。

談起參與研究的動力，蔡朝陽和呂棟都提到了一個共同的關鍵詞——孩子。他們的孩子目前都剛剛念小學。

“做這個專題之前一段時間，我正為一件事焦慮——就是兒子的上學問題。”呂棟告訴記者，“所以郭初陽提出研究小學語文時，我還是很感興趣的。至少可以借此好好看看兒子上小學到底將讀些什么玩意兒。”

蔡朝陽在綜合評估文章中寫道：“我搬不出大堆大堆的教育理論，無法高屋建瓴從而頤指氣使。在考察全部3套教材時，我的底線在于：我是一個4歲孩子的父親。”

而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作家葉開也表示，他對小學語文教材的關心從女兒上小學開始。

“寫這些文章，我還跟我妻子商量過是否值得。我們交流后，她支持我這么做。小學語文不僅讓我們自己的女兒深受其害，其他的孩子更可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葉開說。

該書的策劃人長江文藝出版社的陽繼波告訴記者，雖然他兒子所使用的小學語文教材并不是上述3個版本的，但他在閱讀了這份研究報告后，再翻看兒子的課本時，發(fā)現(xiàn)也有類似的感受。

“我覺得現(xiàn)在小學生的閱讀環(huán)境和教材有些糟糕。”陽繼波說，“和我們上小學時所用的語文教材相比，現(xiàn)在的教材是有進步，但進步得比較慢。雖然達標了，但還不能算出色。”

呂棟告訴記者，他們在研究報告刊發(fā)后發(fā)現(xiàn)，中央電視臺科學教育頻道《探索發(fā)現(xiàn)》欄目的編導于愛群也當起了核查小學語文教材的義工。

于愛群在去年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報》采訪時表示，此前她沒有太關注過孩子的教材，“因為我有一種心理，認為這教材是集中全國最高級別的教育專家、最優(yōu)秀的教師，經(jīng)過多年實踐，去粗取精，打磨出來的一套教材，又經(jīng)過‘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的審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適合這個年齡的孩子的。我相信很多家長都和我有一樣的想法，相信權威，服從權威；而且那里面圖文并茂，色彩絢麗，比我小時候的教科書不知道好多少”。

但當這位電視編導發(fā)現(xiàn)孩子的小學語文教材里有好些課文存在常識性錯誤時，她開始重視起這個問題。

“我們現(xiàn)在就是把教材的地位放得太高了——‘權威’、‘統(tǒng)一’、不容置疑。從現(xiàn)在教材的編寫質量來看，到了把教材也從‘神壇’上拉下來的時候了。”于愛群說。

希望獲得更多一線教師的關注

并不是所有的讀者、包括從事小學語文教學的一線教師都認同該書的理念。報告發(fā)布后，有網(wǎng)友認為課題組所批判的一些文章并無不妥之處，有些點評更是“過于夸張”。

“在學會常用字之后，小學語文最重要的是讓孩子們養(yǎng)成美好的品德。完整正直人格就是應該從小培養(yǎng)。現(xiàn)在使用的教材篇篇都離不開教育孩子，我覺得這樣很好。”一位來自安徽宿州的小學語文老師告訴記者。在她看來，目前使用的(“人教版”)教材還是比較規(guī)范的，“錯誤什么的是難免的，誰都不能保證一點錯誤不犯”。

陜西西安一位有著31年小學語文教學經(jīng)驗的老師也告訴記者，她認為目前所使用的(“北師大版”)教材比較好，他們在使用時不會去懷疑所選用文章的真實性。

一些教師的反映令“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感到不安。

“對這些文本的批評最應該關注的是一線老師，但他們基本不思考這些問題，主要是教育圈外的媒體在關注。”李玉龍說，“這可能更多源自教育理念層面的分歧。”

“書出來后，凡是自己孩子在讀小學的朋友都很關切，要找書來看。”郭初陽說。

蔡朝陽告訴記者，在紹興舉行的讀者見面會上，“有一位小學的女校長買了20本，要給學校的語文老師每人發(fā)一本”。在紹興南方書店，該書已售出近百本，“算是賣得最好的書了。可見小學教育是家長們非常關心的事情。”

“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希望有更多的一線語文教師能加入會診的隊伍。用郭初陽的話說，“只有營壘內(nèi)部的反戈一擊，才最有力量”。

“說到底，教育是實踐的工作，不是靠理論說出來的。就像種田一樣，只能是袁隆平走上田間地頭，斷無將老農(nóng)硬塞進實驗室的道理。有很多老師，非常善于教育孩子，在他們的教育歷程中，經(jīng)歷過許許多多的孩子，目睹并參與了這些孩子的生命成長。不是學科知識，而是一個個活潑的生命在愛里彼此溫暖、彼此照亮，并成為一生的守望。”團隊成員童蓓蓓這樣評價她的那些同伴。

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們的想法去編修

在研究報告刊發(fā)后，“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的成員也曾嘗試與相關教材的編寫機構取得聯(lián)系。

蔡朝陽告訴記者，目前他們還沒有得到相關出版社的回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網(wǎng)站曾經(jīng)掛出一個關注《愛迪生救媽媽》這篇課文的出處的文章，我看作是一個委婉的回應但沒有正面駁斥我們。我們倒是很期待有回應，因為我們不認為我們掌握了唯一真理，討論和爭鳴會讓問題探索的更加深入，從而讓我們的教育受益。”

記者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網(wǎng)上論壇看到，去年9月24日，有網(wǎng)友在論壇里轉載了媒體對研究報告的報道。10月10日，用戶名為“小語”的網(wǎng)友回復稱：“美國1940年拍過一個電影《少年愛迪生》，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視頻到15分鐘左右的一段。”在該視頻中，的確有關于少年愛迪生利用鏡子反光照明的故事。

蔡朝陽說：“這本書是我們對2009年這個批判工作的一個小結，目的在于給那些關心教育的朋友提供一個思考的起點。我不認為這樣做就能迅速地使我們的理念得到大家的許可，也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們的想法去編修。”

在呂棟看來，這一研究“目前最大的價值是挑起了這個話題，把公眾的視線吸引到對教材真實性、美感和價值觀的關注上來”。

郭初陽告訴記者，《經(jīng)濟學人》的報道出來后，有出版社找到研究團隊，希望能請幾位成員編寫一套小學讀本。

“陽繼波先生給我打電話，約我編寫一套小學讀本。”蔡朝陽說，“陽繼波說，‘現(xiàn)在你們是批判，那為什么不能自己來編一套你們覺得可以給小孩子讀的書呢？’我們覺得有道理，就開始編撰。”

他告訴記者，現(xiàn)在這套可能被叫做“智慧樹果子”叢書的小學生讀本已經(jīng)基本完工。“一套6本，每本都在5萬字以內(nèi)，是我們約了一些有能力的作者自己寫的，作者有大學老師，也有媒體從業(yè)者，內(nèi)容涉及世界起源、公民素質、經(jīng)濟常識、少兒心理等，用父子對話等方式，創(chuàng)設了很多具體情境，用孩子們能接受的有趣的方式，講一些他們應該懂得的道理。”

“有人說，做事情需要先破后立，不破不立，那么如果批判小學語文教材算是破的話，我們自己寫小學讀本，算是立。”他補充道。

目前，對小學語文教材的會診可能不是“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的終極使命，呂棟表示，他們都是利用業(yè)余時間在做這件事，所以也有局限，“但我們說起過，如果有時間，我們可以順著初中高中一路做下去”。